人们因新冠疫情而失去了对医疗卫生体系的信任。如何修复这种损害？

•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超过半数的人不再相信医疗卫生体系有能力应对重大危机。

• 对健康生态体系的信任度下降，意味着人们更不愿听取专家意见，也更少主动维护自身健康。

• 要应对这一问题，医疗卫生企业必须处理纯医疗服务以外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贫困、食品价格和种族不公。

“几乎每一笔商业交易本身都包含信任的成分……世界上许多经济落后的现象，都可以用缺乏相互信任来解释。”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斯·阿罗于1972年写道。

三十六年后，在《2008年健康参与度晴雨表》中，爱德曼发现，消费者希望信任和真实性成为他们与医疗卫生企业及组织互动的特征。

正如阿罗揭示了信任与宏观经济之间的联系，我们知道，信任是健康经济的根基和驱动力，也直接促使健康公民参与自身健康事务。

这推动了一个良性循环的飞轮，从个人健康延伸至个人所在的社区、国家乃至全世界。无论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通过社交网络彼此相连，联系范围超出了身边的亲密圈子。克里斯塔基斯和福勒的研究发表于他们的著作《连接》，该研究指出，我们个人的健康行为不仅影响身边的人，也会影响我们社交网络中的网络。

这正是信任为健康与医疗卫生带来的希望。但2022年《爱德曼信任晴雨表特别报告：信任与健康》于3月发布，向我们发出警示：在后新冠肺炎时代，信任不断流失已经并可能继续损害个人和公众的健康结果。

爱德曼2022年关于健康信任的一些预警：

• 全球有60%的人担心会再次发生比新冠肺炎疫情更严重的疫情。

• 超过半数的人认为，疫情降低了他们对医疗卫生体系有能力应对重大健康危机的信心。

• 全球大多数人担心医学科学正被政治化。

• 过去五年里，人们对自己能够找到医疗卫生问题的答案并作出知情健康决策的信心大幅下降。

我们逐渐认识到，信任是健康的决定因素：对健康生态体系信任度较低的人，完全接种疫苗的可能性较低，过去一年接受预防性护理的可能性也较低，例如常规体检和牙科就诊。

在光谱的另一端，全球范围内对健康生态体系信任度较高的人，更可能表示他们能够接受专家建议在疫情期间发生变化，因为他们认为新建议是基于不断发展的科学证据。

那么，在如实传达健康问题方面，谁最受信任？

爱德曼发现，全球有76%的公民信任“我的医生”。

阿罗也曾谈到消费者对医生的信任：

“[患者]与医生之间的信息不平等……促成了信任与信心关系的建立，而医生在社会责任上有义务不辜负这种信任。由于患者至少在其自身认知中不如医生了解得多，因此无法完全监督护理标准。”

阿罗在1963年提出这一观点，当时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尚未兴起，消费者还没有将它们作为获取健康信息——以及错误信息——的常用渠道。

在同一篇探讨不确定性与医疗服务福利经济学的文章中，阿罗有先见之明地指出：“影响健康的因素很多，提供医疗服务只是其中之一。尤其是在收入较低的情况下，营养、住房、衣着和卫生等其他商品可能重要得多。”

从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00年的论述，到托尼·伊顿博士于2002年在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县开展的开创性工作，研究发现，健康公民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本地环境，对人们福祉的影响至少与其获得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同样深远。

爱德曼最新的健康信任度调查显示，医疗卫生领域的企业若要赢得并维持信任，就必须处理医疗服务以外的其他健康决定因素，包括污染和气候变化、贫困和收入不平等、营养食品价格高昂以及种族不公。

与此同时，我们的信任圈变得更加本地化。根据爱德曼的最新研究，朋友和家人在如实传达健康问题方面，受到的信任程度与国家卫生主管部门相当。我们之所以谈论健康决定因素，是因为这些因素与我们的社区息息相关，无论是本地社区还是全球社区。

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中写道：“社会资本润滑了社区顺畅发展的齿轮。如果人们彼此信任、值得信赖，并且不断与其他公民互动，日常商业和社会往来的成本就会降低……”

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通过心理和生物过程改善人们的生活。社会资本丰富的人更能应对创伤，也更有效地抵抗疾病。帕特南提到研究证据表明，社会资本可以补充百忧解、安眠药、抗酸剂、维生素C以及其他零售药店销售的产品。

如何重建相互信任、社会资本和信任，以增强健康韧性？我们可以从本地着手，建立能够回应人们价值观和实际关切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认识并重视医疗卫生服务以外的健康决定因素；同时认识到，健康与医疗卫生植根于我们的家庭和本地社区，并进一步延伸至国家和全球经济。

这样的思维方式看到了经济复苏、公共卫生复兴与公平之间的纽带。

这有益于所有健康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