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救命疗法通常会被丢弃

Christian LaVallee prepares solutions fo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tests at the Health Protection Agency in north London March 9, 2011. For decades scientists have managed to develop new medicines to stay at least one step ahead of the ever-mutating enemy, bacteria. Now, though, we may be running out of road.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commonly known as MRSA, alone is estimated to kill around 19,000 people every year in the United States -- far more than HIV and AIDS -- and a similar number in Europe, and other drug-resistant superbugs are spreading. Picture taken March 9, 2011. To match Special Report ANTIBIOTICS/ REUTERS/Suzanne Plunkett (BRITAIN - Tags: HEALTH SCI TECH) - RTR2KMWN
Nothing is normal about leukaemia or its aftermath, and Chris Lihosit has chosen to cope by learning everything he can about the disease and poking fun at its many indignities and absurdities.Image: REUTERS/Suzanne Plunk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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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化疗前几小时,一位名叫克里斯的男子对着手机摄像头,带着顽皮的笑容,讲述了一个荒诞至极的里程碑:那是一个星期三下午1.37分。“一个男人一生中没有比这更美好的时刻……”他兴高采烈地说道。毕竟,在43岁确诊急性髓系白血病、被告知存活率只有5%至15%后,仅仅四天,你就受邀在接受化疗和放疗“哥斯拉式轰炸”前冷冻保存精子,这种事怎么可能不让人发笑?

哦,而且生育诊所忘了派人送来取样套件,而他们再过不到20分钟就要关门了,所以你只好打开iPad,快速找些视觉刺激,帮自己把精液装进无菌管。尽量别去理会周围的法律知情同意文件,也别管那根经手术插入颈静脉的导管。

由于没有快递员可用,你姐姐——她一直在跑半程马拉松锻炼身体——仗义地自告奋勇,把刚装满的管子塞进运动内衣里,保持体温,然后飞奔一英里赶去诊所。你想象她在截止时间将至时赶到,踉跄着冲向柜台,大喊:“不——!”就像动作片里的慢动作镜头。她在最后关头交出这份珍贵的“货物”,得意地喊道:“这是我弟弟的!”

白血病及其后续影响没有任何正常可言。克里斯·利霍西特选择通过尽可能了解这种疾病,并拿它带来的种种屈辱和荒诞开玩笑,来应对这一切。有些癌症患者不愿分享经历,因为他们觉得这显得软弱;而他知道,幽默和坦诚能够打破隔阂,也能让人们持续关注。

2015年的最后一天,克里斯接受了全球迄今约4万例脐带血移植中的一例。脐带血含有被称为干细胞和祖细胞的细胞,它们能够生成携带氧气的红细胞、抵抗感染的白细胞,以及促使血液凝结的血小板。

移植的脐带血可用于治疗或治愈80多种疾病,从白血病到镰状细胞病。根据目前针对自闭症、脑损伤、脑瘫、1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等病症的研究,其潜在用途可能还会不断增加。新兴策略甚至正在把出生后剩余的脐带血转化为一种强效制剂,有望为核灾难受害者提供救命疗法。

一些骨骼内部的海绵状骨髓,以及在我们体内循环的血液中,也有干细胞和祖细胞。但脐带血曾被视为医疗废弃物,其中这类细胞尤其丰富。研究人员发现,它或许还有其他重要优势。

不过,脐带血移植或许能救你一命,但经历整个治疗过程,然后重新开始——你的生存取决于一个素不相识的婴儿——绝非易事。

1. 之前

白血病最早的病例记录于约200年前。已知最早的报告分别来自苏格兰外科医生彼得·卡伦(1811年)和法国外科医生阿尔弗雷德·维尔波(1827年),他们记述了一种令人费解的疾病,其特征是脾脏肿大。卡伦描述了患者血清从清澈的淡黄色神秘地变成“乳白色”液体的过程。维尔波同样对其所形容的浓稠糊状物感到惊讶,因此推断死者的血液里充满了脓液。

如今我们知道,骨髓会生成被称为“原始细胞”的细胞,它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育成抵抗感染的白细胞。但白血病会让这一生成过程失控,使血液充满未能正常发育的原始细胞。这支未成熟细胞大军挤占了有用细胞的空间,使患者极易发生内出血,或遭受外来病原体侵袭。

尽管白血病的风险因素尚未完全明了,科学家已发现它与范可尼贫血、唐氏综合征等遗传疾病有关,也与接触辐射或苯等毒素有关。不过,异常白细胞不受控制地增殖,也为药物和放射疗法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些疗法能选择性地清除体内生长最快的细胞。作为最后手段,医生可能会有意杀死所有受白血病侵袭的血液和骨髓细胞,再尝试用他人的造血干细胞彻底重建造血系统。

2015年8月至9月

2015年8月初,克里斯·利霍西特病倒了,发烧令他筋疲力尽、脱水,睡衣也被汗水浸透;两天后,这场发烧又莫名消退。在他43岁生日当天的一次体检中,医生认为最可能是夏季流感。

随后,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并逐渐形成令人不安的规律:周中发冷,发烧逐渐加重,到星期日才退。到了星期一,克里斯感觉一切正常,但这一过程又会重演。他在T-Mobile的软件开发同事面前拿这事开玩笑:“唉,希望不是癌症!”

每年5月至10月的隔周周末,克里斯都会自愿担任美国林务局的偏远地区巡护员。这份工作体力要求很高,包括巡查华盛顿州的喀斯喀特山脉森林,以及背着最重可达32公斤的背包,在高海拔山径徒步。但如今,即使身处海平面,他只是绕街区遛两只狗都会气喘吁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次就诊发现他有心脏杂音,医生怀疑是心内膜炎,即心脏内膜感染。这场虚惊引发了又一轮检查,最终克里斯和丈夫比尔·塞克特来到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4号急诊室。

白板上的清单记录了他星期六早上的安排:插入一根大口径静脉导管,以便输注抗生素;抽血检查;以及与急诊医生讨论。随后电话响起,护士接起电话,听了一会儿,接连回答了几个问题:“是。是。哦,好的。好的。嗯。”他借故离开房间,很快又穿着一套“全套防护服”回来,克里斯这样描述。黄色的。

“那时我们就觉得,‘哦,糟了,事情来了。情况非常严重。’”

克里斯得知,他体内负责抗感染的中性粒细胞数量——这种细胞通常由骨髓不断生成——已经降得极低,防御能力几乎瓦解。他还患有严重贫血,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约为正常水平的一半。

这不是心内膜炎。一位医生为他做血涂片检查时,在显微镜载玻片上看到了本不该出现的东西:原始细胞。这些停留在青春期阶段的白血病细胞,是即将到来的大军的先兆;19世纪的外科医生曾为此惊愕不已。

医生带着歉意告知了诊断结果,克里斯和姐姐顿时泪如雨下。当天晚些时候,他在一则感人的Facebook帖子中附上自己穿着病号服、戴着粉色口罩的照片,并写道:“这个自称不可知论者的人,居然也想求点好运/正能量,甚至(天哪)祷告。”

更多检查,包括对骨盆骨进行骨髓活检,呈现出愈发令人不安的结果。他患有急性髓系白血病,这是一种进展迅速的癌症。活检显示,令人震惊的是,他骨髓中的细胞有80%已经癌变。 第一击。

其他结果显示,化疗对他这种类型的白血病可能不会那么有效。 第二击。

基因检测还显示,他的癌细胞只有一份21号染色体,使他被归入预后不良风险类别。这是一种罕见异常,近期研究称其与“极差”的治疗结果有关。 第三击。

克里斯必须立即开始化疗。但首先,他冷冻保存了精子。随后,在家人和一位亲密朋友陪伴下,他用肋眼牛排和偷偷带进病房的廉价香槟,庆祝即将开始的治疗。

三天里,他多次接受抗癌药物克拉屈滨、阿糖胞苷和米托蒽醌治疗。最后一种药是深蓝色混合液,常被戏称为“蓝色雷霆”。这种药让他的尿液变成了他所说的“海鹰队绿”,以此向西雅图的橄榄球队致意。其他患者的眼白也曾暂时变蓝。

输注药物的第三晚,他突然背痛,随后胸口出现剧烈压迫感,仿佛有人在刺他。 心脏病发作?但急诊CT扫描发现了两个新形成的血栓:一个在右腿,另一个在右肺——这都是化疗并不少见的后果。

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只要血小板数量降得过低,克里斯就需要接受促凝血小板输注;只要数量升得过高,他就要每天注射抗凝药物。入院13天后,他发了一条更乐观的Facebook动态:“我终于要回家了!真正的冒险现在才开始。”

2. 期间

1988年,法国医生埃利亚娜·格吕克曼用当时被视为医疗废弃物的东西,救治了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五岁男孩。马修·法罗被诊断患有范可尼贫血,这是一种罕见遗传疾病,会使骨髓失去制造新血细胞的能力。在巴黎的圣路易医院,格吕克曼用马修妹妹的脐带血为他实施了一次实验性移植。治疗成功了。马修活了下来,如今也有了自己的儿子。

科学家们已经发现,脐带血和骨髓一样,富含造血干细胞——它们能够生成各种类型的血细胞——以及发育程度更高的后代细胞,即祖细胞;祖细胞能够发育成的细胞类型则更有限。

但与骨髓不同,脐带血可以提前采集,并在液氮中保存数十年。这一重要优势促成了1992年纽约市建立全球首家公共脐带血库。

采集脐带血也不需要侵入性操作。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脐带血中心医疗主任玛丽·劳克林说:“脐带血移植的一项优势是,这是唯一一种采集细胞时无需接触捐献者的情况。”她说,当父母正庆祝新生命降临,却被询问是否愿意捐出原本会被丢弃的细胞时,“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捐献。”

1995年,劳克林和同事为一名20岁出头的女性实施了全球首例成人脐带血移植。她和克里斯一样,确诊患有急性髓系白血病。由于找不到骨髓捐献者,其细胞标识无法与这名女性高度罕见的标识相匹配,医疗团队最终采用了脐带血。

为了帮助免疫系统区分敌我,人体几乎每个细胞的表面都有蛋白质标识,标明它属于“自身”。我们从父母双方各继承一半此类身份标识,因此,任何一对亲生兄弟姐妹的全部标识都有四分之一的概率完全吻合。但这些被称为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的蛋白质,在没有亲缘关系的两个人之间可能差异极大。

对于骨髓和其他移植组织而言,在直系亲属以外找到HLA匹配者的机会,会在人群遗传祖源越多样时急剧下降。在美国,国家骨髓捐献者计划运营“Be The Match”登记库,在全球数据库中搜寻超过2900万名潜在成年捐献者。2014年的一项研究指出,欧洲血统的白人患者通过该登记库找到最佳匹配者的概率约为四分之三;而非裔美国人、非洲人、加勒比地区居民,以及南美洲或中美洲血统的黑人患者,这一概率降至五分之一以下。由于劳克林的患者一半是美洲原住民血统,一半是非裔美国人血统,她完全找不到合适的匹配者。

然而,劳克林和同事正确预测,脐带血移植或许可行,部分原因在于新生儿免疫系统的一种特性,即新生儿免疫耐受。脐带血细胞在区分自身与异物时,远比成人骨髓细胞宽容。脐带血的应用显著拓宽了患者的选择;如今,美国黑人成年人找到合适捐献者的概率至少达到五分之四。

不过,脐带血移植的一大局限可能在于血量:医生从一次骨髓捐献中提取的造血干细胞和前体细胞,大约是从一条脱离母体的脐带中所能提取数量的十倍。

研究开始显示,脐带血移植提供的细胞可能不足以重建成人骨髓,或者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发挥作用;在此期间,受者会危险地暴露于机会性感染或出血风险之中。明尼苏达大学血液与骨髓移植项目主任约翰·瓦格纳说:“移植的细胞越少,死亡风险就越高。”

瓦格纳和其他研究人员很快意识到,除非能让患者存活足够长的时间,等到移植的益处显现,否则脐带血移植就毫无意义。

2015年9月至12月

根据白血病的分类,克里斯做好了接受多轮化疗的准备。他和丈夫欣喜不已,因为第二次骨髓活检显示,仅一轮化疗后,白血病就已检测不到。不过,由于他的风险类别较高,医生说如果不进行骨髓移植,癌症很可能复发。

但和劳克林的患者一样,克里斯发现自己遗传了一组极其罕见的HLA细胞识别标识。全球登记库中只有一名骨髓捐献者与他的遗传标识相匹配,但此人无法捐献。克里斯和医生一致认为,脐带血移植是他最大的希望。

首先,他还要住院五天,接受一轮标准的后续化疗,以清除任何隐藏的癌细胞。克里斯在Facebook发帖纪念这次治疗,照片中的他戴着灰色毡制维京头盔,头盔上还编着辫子。“第二回合……开战!”这一次,化疗过程一切顺利。

不过,他在医疗中心已是熟面孔,后来又住院三次:两次是因为菌血症,这是一种伴有高烧的细菌性血液感染;另一次则是为了让医生控制他对血小板输注的过敏反应,而血小板输注总让克里斯想起鸡汤。

圣诞前夜,他再次鼓起勇气,迎接“重型武器”:两天的预处理化疗,主药是一种芥子气衍生物。它叫环磷酰胺,通过破坏快速分裂细胞复制DNA的机制发挥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它会分解形成有毒化学物质,其中一种刺激性很强的物质叫丙烯醛,可能破坏膀胱内壁。为中和其影响,患者必须服用另一种名为美司钠的药物,并大量饮水。

休息一天后,克里斯开始接受强度极高的放疗,如果一次性完成,这种疗法足以致命。于是放射科医生使用粒子加速器,在四天内分早晚多次向他发射X射线。

“基本上就是走进一个用透明有机玻璃做成的日光浴舱。”他说。克里斯只穿着纸质病号服,必须在两块金属屏蔽块后面保持完全静止。每块屏蔽块有砖头大小,用来保护他的肺,避免遭受不可逆的放射性瘢痕损伤。他说,自己确实晒出了一点肤色,皮肤也受了损,至今看起来仍像皱纹纸。另一件荒诞的事至今仍让他发笑:他曾要求其中一次放疗播放朋克摇滚,结果耳边却震耳欲聋地响起了普林斯的《情色之城》。

12月30日,完成最后一轮全身照射后,放射科团队聚在一起为他举行最后的仪式,并让克里斯敲响一面小型纪念锣。

在2000年代初,成人脐带血移植仍是最后手段,但由于人们苦于无法让患者活到新骨髓细胞开始发挥作用,相关治疗几乎停滞。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可以给成人移植两份脐带血,而非一份,以增加移植细胞总量。2000年,瓦格纳和明尼苏达大学的同事使用两名婴儿捐献者的细胞,完成了首例双份移植。

这一策略大幅降低了移植物失败率,即受者身体排斥新细胞的情况。但它几乎没有缩短骨髓再生所需的时间,一些批评者也质疑双份脐带血移植是否有显著益处。瓦格纳说,他的研究表明,移植足够数量的造血细胞是取得更好结果的必要条件——但可能并非充分条件。事实上,患者存活率的提高似乎更多取决于移植前调整后的用药方案。

令研究人员意外的是,他们还发现,双份脐带血移植中的捐献者似乎会争夺主导地位。这种奇特的“移植物对移植物”现象几乎总会导致其中一方胜出,并主导受者新生的骨髓和血细胞。西雅图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脐带血项目副主任菲利波·米拉诺将其比作1986年电影中的关键场景:《高地人》,反派人物高喊:“只能有一个!”

克里斯移植后将近一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和这位出生于意大利的医生在他的实验室见面。他要和一位明星患者打招呼,并解释挽救克里斯生命的疗法背后的科学。米拉诺热衷于指导足球和烹饪。他开玩笑说,自己业余时间才研究脐带血移植。2009年加入“哈奇”后,米拉诺与脐带血项目创始人兼主任科琳·德莱尼合作,测试并完善一种治疗策略。对于白血病复发风险高的患者,这种策略或许最终能成为比骨髓移植更好的选择。

德莱尼与该领域其他专家合作并讨论后,开创了一种方法,通过缩短新血细胞开始发挥作用所需的时间,降低脐带血移植后感染和出血的风险。这一策略依赖于她和米拉诺所说的“扩增”血液制品。他们从额外一批脐带血开始,分离出极少量的造血干细胞及其早期后代,然后在实验室中扩增这些细胞。由此产生的数亿甚至数十亿个干细胞和祖细胞,能够迅速启动受者保护性血细胞的生成。与较传统的移植一同输注时,它们可以发挥临时桥梁的作用,直到移植的骨髓接管造血功能。瓦格纳说:“最终的好处是,患者不必经历那么漫长的恢复期。”

德莱尼发现,一种名为Notch配体的蛋白质是其中一个关键成分。加入造血干细胞后,Notch配体能让它们在实验室中快速分裂,同时暂时阻止其发育,使它们无法成熟为常见的各类细胞。关键在于,这些细胞永远不会生成T细胞或B细胞;后者会寻找并摧毁任何被视为威胁、且缺乏正确“自身”身份标识的细胞。

德莱尼说,如果把捐献者的T细胞输入不匹配的受者体内,就会引发致命的移植物抗宿主病。“关键就在这里:我们去掉免疫系统中所有需要匹配的有害部分,否则它们可能会杀死你。”

“恢复桥梁”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之后,捐献者其余细胞的主力部队便会开始攻击并拆除它。但由于最初没有细胞检查身份标识,早期涌入的大量造血干细胞完全不必与受者匹配。这意味着,“扩增”脐带血制品可以提前制备,并在任何需要时作为通用捐献来源使用。

其他研究人员也在探索实现同一目标的策略。玛丽·劳克林将整体进展形容为“令人非常振奋”。她说,德莱尼的研究“非常重要,既能挽救生命、提高这类移植的耐受性,也能提高移植成功率”。

2015年12月

这是除夕早晨,克里斯在Facebook上写道:“我紧张得像个即将当爸爸的人!”一个半小时后,他用一个小巧克力蛋糕和一支装饰性的“0”字蜡烛,纪念自己的“零岁生日”:这一天,他被放疗和化疗清除的骨髓细胞将由约四汤匙救命灵药取代,这份灵药来自两个女婴的脐带血。

克里斯和比尔根据捐献者的血型,给她们起了绰号阿米莉娅和奥利维娅,分别对应A阴性和O阳性。后来,克里斯发帖感叹这两位新成员正在他的骨髓中重新播种:“我咖啡里加的香草味奶精,都比重建我整个血液和免疫系统的细胞还要多。”

首次输注四小时后,他将接受保护性的造血干细胞桥接治疗。这些细胞取自第三名婴儿——一个男孩的脐带血,经采集和扩增后制成;他和比尔给男孩起了个绰号叫埃迪。在一段庆祝视频中,他们播放了凯·斯塔尔演唱的佩吉·李1946年经典歌曲《今天是个好日子》:

今早醒来,我不想离开床。但我打电话问了天气预报员,他这样告诉我,

3. 之后

初步结果表明,德莱尼和米兰诺提出的策略——在脐带血移植中加入像埃迪这样的临时“桥梁”——可以显著缩短重启受者中性粒细胞群体所需的时间。中性粒细胞是一种能够吞噬微生物的白细胞。

基于早期的成功,研究人员启动了一项规模更大的随机试验,共纳入160名患者。其中80人接受一到单位未经处理的脐带血。另80人(包括克里斯)还接受了实验性的造血干细胞扩增血液单位。米兰诺招募克里斯参加研究时,用一句简单的话强调了他的主张:“我只希望你记住一件事:脐带血不是垃圾。”

克里斯成为第69号患者,这个细节至今仍让他咯咯发笑。研究人员认为,在他的体内,埃迪的细胞为他的骨髓提供了关键的早期支持,直到阿米莉娅或奥利维娅的细胞接管。

即便在新策略出现之前,约翰·瓦格纳及其同事对双份脐带血移植的综述也表明,与接受骨髓移植的人相比,接受脐带血移植者的复发风险显著较低。对于那些白血病细胞未能被化疗和放疗彻底清除的人,这种益处似乎尤为明显。

此后,德莱尼、米兰诺、瓦格纳等人提出了一个过去医生们难以接受的问题:脐带血意想不到的抗癌能力,是否实际上与供者和受者之间存在部分不匹配有关?

米兰诺解释了其中的道理:“不同的东西会发起攻击,”他说。这也是为什么同卵双胞胎并非理想供者:德莱尼说,如果替换的骨髓与有缺陷的原骨髓太相似,就无法采取新的方式来防止癌症复发。“你的细胞会说:‘嘿,好久不见。进来吧,咱们开个派对!’”她说。事实上,对于高风险患者,如今有几家移植中心倡导与曾经直觉上认为的策略相反的做法:使用有意不匹配的脐带血,以尽量降低复发风险。

临床试验可能还要一两年才能完成并分析结果,但米兰诺说,克里斯的情况非常好,即使与接受扩增脐带血单位的患者相比也是如此。这位研究人员开玩笑说,克里斯接受的是特斯拉2.0版移植,不过疗效不一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有些供者单位是否就是比其他单位效果更好。

比尔也加入了我们的参观,拥抱了米兰诺。他们谈起了一场备受期待的聚会;在癌症中心最近的一次筹款活动上,克里斯和比尔成功竞得一顿晚餐,由米兰诺下厨。

我们来到地下室,透过窗户窥视一间严格管控的细胞处理室。技术人员穿戴一次性帽子、口罩、长袍、手套、护腿和鞋套,以防污染用于临床的干细胞。随后,他们加入Notch配体培养细胞约两周,由它引导细胞的命运。另一个实验室逐一检测每批培养物、剔除受污染的批次后,埃迪及其他供者的扩增细胞单位便有可能无限期储存。

2016年1月至7月

即使有医学所能提供的一些最佳帮助,移植受者仍要面对令人望而生畏的几周:骨髓尚未恢复功能,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致命。

克里斯移植后的第四天,第三次伴有发热的菌血症发作了。每次感染都被归咎于不同菌株的大肠杆菌细菌不知何故从他的肠道进入血液,并不断找到新办法躲过医生用来对付它的强效抗生素。他的病情在四天内恶化,最终陷入一场高烧引发的梦境,他将其描述为电影《银翼杀手》和《极速赛车手》混搭而成的反乌托邦世界,守护天使则是一个非裔美国哥特族。等他终于醒来时,烧已经退了。

这次感染惊险之后,为尽量避免将耐药性菌血症传染给其他患者,克里斯被限制在自己的病房里。不过,在体内,阿米莉娅和奥利维娅正竞相成为他的内在守护天使,很快就把埃迪远远甩在了后面。

移植受者跨过术后的第一个重要关口——植入——意味着新的血液前体细胞开始快速生长,并在骨髓中发育成相应的成分。每日血液检测可以追踪这些新“成员”的进展:中性粒细胞等白细胞最先恢复,随后是红细胞和血小板。

移植不到三周,克里斯的中性粒细胞已完全植入,基因检测也表明,阿米莉娅已决定性地赢得了形成他新血液和骨髓的较量。事实上,他恢复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在身体已符合出院条件后还得在医院多住两天,好让比尔把公寓准备妥当。

1月28日:出院日。家人收拾他的病房时,克里斯正在淋浴,突然一阵极度疲惫袭来。他再也站不住,甚至无法擦干身体,只能浑身滴水地坐在淋浴凳上,直到比尔听见他呼救。

他活了下来,但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家里,每个表面都必须每天用漂白剂溶液消毒。起初,克里斯无法不倚靠兄弟就沿着公寓走廊走完100英尺。移植后满100天之前——这标志着受者最脆弱时期结束——他每隔一天就要回西雅图癌症护理联盟接受血液检测和检查。

第97天,克里斯和家人庆祝了来之不易的胜利:他正式被宣布已无癌症,成为一名白血病幸存者。

他那“永无止境的药物接力”需要每周日举行另一种聚会,把每天近60片药分装进标有服用时间的塑料袋里。他曾经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也频频失灵——这是化疗脑这一化疗后遗症的长期影响之一。他的手和手臂常常会感到神经病变带来的冰凉刺麻或温热针刺感。再加上双手颤抖,他常常难以稳稳握住笔或勺子。后来这些症状逐渐消退,不过脚上的刺麻感偶尔仍会在夜间“客串”。

克里斯的疼痛性病毒感染复发了两次,病毒侵袭他的肾脏和泌尿道,并常以戏剧性的方式宣告存在:尿液中出现大量血块。他发现,缓解疼痛的药会把它接触到的一切染成亮橙色,包括体液。

克里斯是西雅图男声合唱团的热心成员。一名护士警告他,在血小板恢复之前,几个月内都不要唱歌或哼唱,以免永久损伤声带。他也不应发生性行为或自慰,直到身体能够恢复;这样可以避免剧痛,也能降低尿道内壁撕裂、血管破裂并造成“尴尬又奇怪部位的瘀伤”的风险,克里斯这样形容。再次感染大肠杆菌的威胁也影响了他的性生活(肛交可能增加菌血症风险),摇摇欲坠的自我形象也是如此。“你就是会觉得待在自己的身体里不自在,这多少会打击自信,”他说。

克里斯并非个例。最近一项针对九名患者的丹麦研究发现,许多人在骨髓或脐带血移植整整一年后,仍在努力重拾性生活,这与负面的身体形象、生理限制和其他担忧有关。一名49岁的患者描述了自己害怕在一次意外剧烈的性爱过程中昏厥或倒下:

“就在那一刻,你觉得自己会死,因为空气……你想要坚持到底,尽管已经喘不过气;因为停下来对另一方不公平,所以我想:‘如果我昏过去,那就昏过去吧。’你会逼自己到极限,然后之后必须躺着一动不动10–15分钟。”

尽管经历了这一切,克里斯提醒自己,事情原本可能糟糕得多。

4. 现在

尽管数十项研究记录了脐带血的治愈能力,美国所有新生儿中只有5%出生后会保存脐带血。其余的都被直接丢弃。国家骨髓捐献者计划首席战略官迈克尔·布估计,保存下来的脐带血单位中,只有十分之一能通过规定的筛查并且体积足够,值得长期储存。

脐带血的费用也高得出了名,每单位为22,000至45,000美元。布说,由于医生需求相对较低,公共脐带血库——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只能尽可能多地收集其负担得起储存的脐带血。因此,除了说服新手父母捐献,降低脐带血移植成本或许还取决于能否说服更多医生使用这些细胞,以及更多保险公司为其承保。

那些未能进入长期储存的脐带血单位,往往会送往米兰诺这样的研究实验室,或送到德莱尼新成立的癌症中心衍生公司Nohla Therapeutics。这家初创公司由德莱尼担任首席医疗官,希望开发一种即用型血液前体产品——本质上是一种生物药物——无需匹配用于区分自身与他者的HLA标记(因此名称取自“no HLA”)。如果公司能用脐带血干细胞培育出通用供者,公共卫生机构理论上就可以汇集并储备这些单位。

一个潜在用途引起了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的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管理局的浓厚兴趣。作为“生物盾牌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联邦机构一直在寻找能够治疗脏弹或核灾难后急性放射综合征的医疗干预手段。

核辐射对健康骨髓造成的严重破坏,与移植前杀死克里斯骨髓的放射治疗并无二致。正如埃迪先提供初步防御、直到阿米莉娅接手一样,及时给予造血干细胞,可以为暴露于辐射的人提供关键的保护窗口,直到他们自身的骨髓恢复。

“我们有非常耐受的干细胞,因此可能需要两个月,但只要大多数人能活到那时,最终就会重新开始制造自己的血细胞,”德莱尼说。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项干预,一些批评者质疑它在灾难发生后的实用性和适用性。然而,德莱尼说,同一种临时产品也可以用于任何有风险且红细胞、白细胞或血小板偏低的患者。“你有败血症吗?刚做完化疗吗?正在接受移植吗?发生核弹爆炸了吗?”

精简版造血干细胞产品也可能有助于推出更便宜的方案,也就是米兰诺所称的特斯拉3.0策略:如果医生只用一个完整脐带血单位加一个即用型扩增单位,就能达到同样甚至更好的移植效果,成本便可大幅降低。

在西雅图的新实验室里,会议室以往届患者的名字命名。德莱尼用一台小型解冻设备演示她相信能大幅提升最终产品未来实用性和可及性的简便操作。护士可以把一小支冷冻细胞注入床旁设备,按下按钮解冻液体,再注射给患者。“操作不可能更复杂,”德莱尼说,“否则就不是每个人都能用上了。”

2016年7月及以后

至少目前,这就是克里斯的新常态:他曾经笔直的头发如今微微卷曲,变得更柔软、更深色(再也没有灰发了!)。他以前的血型是A阳性,现在变成了A阴性——阿米莉娅的血型。拥有她的血液和免疫细胞,严格来说,他是一个嵌合体。

脐带血移植可能会提高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发生率,这种病症中,输入的细胞会攻击新的邻居。克里斯不得不抵御对自身细胞的偶发攻击,包括蔓延至背部和肩膀的网状皮疹。2016年8月,他在一篇帖子中记录了另一次影响肠道的发作:“阿米莉娅,这可不好玩,真不好玩!”

不过,与骨髓移植相比,脐带血移植后的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可能会更早停止发生;有几名脐带血移植受者仅一年后就能停用所有免疫抑制药物。

迄今为止,阿米莉娅的脐带血没有带来其他不想要的遗传负担,不过确有少数其他移植受者获得了新的遗传疾病,这引出了一个伦理问题:医生是否也应将此类发现告知供者的父母。

克里斯总是随身带着体温计,并在2017年2月重新开始接种童年时期的所有疫苗,八剂加强针合并为六针疼痛的注射。他和家人也接种了流感疫苗,但他仍时刻警惕,避免接触任何感冒鼻塞的人。他喜欢孩子,但现在孩子会让他紧张;没有给孩子接种疫苗的人则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他的花粉症以及对松树花粉和油性狗毛的过敏都消失了,不过也可能会被其他过敏所取代。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过敏,他正慢慢重新尝试花生酱等潜在过敏原。

他的饮食选择缩减到这种程度:好几位朋友都去上了面向免疫抑制人群的烹饪课,学习如何为他准备饭菜。所有食物都必须冷冻保存或热到滚烫。大多数海鲜和沙拉都不能吃,生蔬菜和坚果也不行。不能剥皮或擦洗的水果、溏心蛋、许多乳制品以及没煎熟的牛排也都不行。“谁会想吃全熟牛排啊?”克里斯说。

至于还能吃的食物,放疗后遗症让他的味觉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他开始记录自己能辨别的香料和味道。胡椒会让他胃不舒服。他过去喜欢的食物也有不少几乎变得难以下咽。巧克力——巧克力啊!——尝起来像面粉糊。番茄酱突然变得令人作呕。

他的身体还在其他方面发生了变化。他仍在承受辐射对皮肤、眼睛晶状体及其他身体组织造成的损伤。医生告诉他,他需要在十年内接受白内障手术。而且晒伤可能引发严重的移植物抗宿主反应,因此阳光如今成了他的敌人。

化疗和其他药物的副作用,以及被迫无法活动,使他的瘦肌肉量惊人地流失。克里斯开始跟着教练锻炼时,一个俯卧撑都做不了。

截至目前,治疗费用为125万美元——除年度免赔额外均由保险覆盖——克里斯获得了新生。但现在的他是谁?有时他会这样想;当他意识到自己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赖以生存的血液——永远消失时,他不得不努力走出一场存在危机。

最近一项针对400多名另一种血癌——淋巴瘤——成年幸存者的调查发现,许多人在最初确诊多年后仍在与悲伤、内疚和存在层面的忧虑抗争。超过一半的人失去了安全感,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失去了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接受过干细胞移植的人最可能对自己的身份和安全感到不安。对克里斯来说,情感上的权衡意味着学会接受自己与陌生人的细胞共存。如今每次抽血,阿米莉娅都在那里。

但她也独立地存在于别处,是世界某处一个开始自己人生的幼儿。除夕夜,无论她身在何处,克里斯都感谢她让自己重获新生。7月26日——脐带血单位上的日期——克里斯和家人也用一张卡片向她表达了感激。“美国某个地方,一个三岁孩子过了生日,却不知道自己实际上有两段生命值得庆祝,”他在配卡片的帖子里写道。卡片由他妈妈寄来,上面写着:“谢谢你救了克里斯。你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三岁小孩,我们爱你!”

克里斯重新加入了他深爱的社区合唱团,带着两只哈瓦那犬散步时也不再气喘吁吁,并开始考虑与比尔制定更宏大的旅行计划,以及重返森林护林员岗位。让他欣慰的是,他也重新开始琢磨自己想做的极客项目,比如打磨望远镜镜片或设计微型卫星。“身体和精神上,我知道自己会没事,是从我重新对爱好产生兴趣开始的,”他说。

克里斯的姐姐为他的精子样本进行了英勇的接力运送后,生育诊所又给了克里斯一件值得考虑的事:如果他和比尔愿意,他有机会通过试管婴儿成为父亲。尽管康复过程仍有不确定性、丈夫事业繁忙,而且他对未来还有其他担忧,克里斯仍很高兴这个选择依然开放。

如果这件事最终成真,他已经想好了名字。如果是男孩,就叫亚当;如果是女孩,就叫阿米莉娅——他一直喜欢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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