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适老化工作岗位的兴起

• 研究表明，在美国增加适老化工作岗位可能提高老年人的就业率。

• 这些工作是老年劳动者可能具有比较优势的岗位。

• 1990年至2020年间，美国就业增长的三分之二来自50至74岁的劳动者。

• 研究人员表示，展望未来，老年劳动者的参与率很可能成为决定经济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

推广更多“适老化”工作岗位（老年劳动者在其中具有比较偏好或优势）可能提高老年人的就业率。本文提出了美国工作岗位适老化指数。过去30年，美国的职业结构已大幅变得更加适老化，但并非所有老年劳动者都从中受益。大学毕业生和50岁以上女性已进入这些岗位，而年长的非大学毕业男性则未能进入。这表明，支持适老化工作岗位的政策可能不足以为所有老年劳动者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就业机会。

老龄人口比例上升的后果长期以来被视为可能的宏观经济问题，对增长、实际利率、公共财政和通货膨胀均可能产生不利影响（Baldwin and Teulings 2014、Bloom 2019、Goodhart and Prahan 2020）。经济增长对人口老龄化的敏感性体现在：例如，1990年至2020年间美国就业增长的三分之二来自50至74岁的劳动者。

SDIS 2022 - 为未来工作做好准备 - 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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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美国和英国都经历了通胀上升和劳动力市场紧张，但就业率未能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Pizzibelli and Shibata 2022）的观点，其主要原因是老年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展望未来，老年劳动者的参与率很可能成为决定经济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OECD 2019）。

图1 1990–2020年美国按年龄划分的就业增长（百万人）。适老化工作岗位还有一项额外优势：有望减轻老年人就业增加对其余劳动力的影响。Image: CEPR。

提高老年人就业率需要老年劳动者更愿意工作，和/或企业更愿意雇用他们。多项措施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通过社会保障改革增强工作激励（Rogerson and Wallenius 2022）、改善老年劳动者的健康状况（Coile et al. 2017）及其教育水平（Burtless 2013）、更多地使用自动化（Acemoglu and Restrepo 2022），以及消除年龄歧视的措施（Neumark et al. 2019）。

一个尤为重要的抓手是创造老年劳动者具有比较偏好或优势的“适老化”工作岗位。例如，如果可提供的工作对老年劳动者而言负荷减轻，或能让他们更有效地运用技能，那么他们的工作意愿将增强，也可能获得更高报酬。这与经合组织当前政策相一致，即“促进劳动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的就业能力”，并“营造支持性的适老化工作环境”（OECD 2019）。

适老化工作岗位还有一项额外优势：有望减轻老年人就业增加对其余劳动力的影响。老年人向这些岗位集中，将通过减少直接竞争，缓解对年轻劳动者工资的下行压力。

“适老化工作环境”要求老年劳动者具备不同的技能和偏好，这一结论得到了大量支持（例如 Hudomiet et al. 2019、Jetsupphasuk and Maestas 2019、Ameriks et al. 2020）。老年劳动者偏好的职业具有灵活的工作安排、较低的工作压力、强度较低的认知和体力工作、较短的通勤时间，以及居家办公的机会。虽然这些特征对所有劳动者都具有吸引力，但我们的证据以及调查结果均表明，它们对老年劳动者尤其具有吸引力。

在近期研究（Acemoglu et al. 2022）中，我们基于上述见解构建了适老化工作岗位指数。具体而言，我们运用自然语言处理（NLP）方法，通过结合老年劳动者的偏好与能力信息以及职业特征，构建职业“适老化指数”（AFI）。

我们的出发点是O*NET数据库中列出的873种职业的详细文本描述。这些描述涵盖超过244项工作属性，分为能力、兴趣、工作价值观、工作风格、技能、知识、工作活动和工作环境，并涉及共计16,804项职业任务的相对重要性。

我们还获得了Jetsupphasuk and Maestas（2019）发现老年劳动者最青睐的九项职业特征的文本定义。运用NLP方法，我们考察这些定义与职业描述之间的相关程度，并按老年劳动者的绝对偏好和相对偏好对适老化特征加权。结果是按适老化程度对职业进行排序，以及衡量这一排序随时间变化的指标。

我们进行了两项检验以确认指数的有效性。首先，我们将调查参与者的适老化程度排序与我们的AFI所生成的排序进行比较：两者高度一致，相关系数为0.83。其次，我们使用回归分析，证实AFI能够预测老年劳动者会进入哪些职业。

图2 按适老化指数（AFI）十分位划分的就业份额变化。1990年至2020年间，美国适老化工作岗位增加了4,900万个。Image: CEPR。

图2展示了按AFI十分位（基于2020年排序）划分的就业份额变化，显示出向高于平均水平的适老化工作岗位的大幅转移。总体而言，这些岗位增加了4,900万个，超过了总就业4,200万的增幅。其中约90%源于职业内部效应，约四分之三的职业变得更加适老化，只有10%归因于最适老职业的更快增长。

这些统计数据表明，美国的职业结构正变得更加支持老年劳动者。但细看会发现，老年劳动者并非主要受益者。1990年至2020年间，适老化程度最高四分位的工作岗位增加了3,300万个，但其中只有1,500万个流向了50岁以上的劳动者。

表1显示，老年劳动者更有可能从事最适老化的工作，总体而言，他们从事适老化职业的可能性增幅也最大。但该表也揭示了两个出人意料的特点。许多新增的适老化工作岗位被年轻女性和年轻大学毕业生占据，而年长的非大学毕业男性所获增益不大。到2020年，后者从事适老化工作的可能性并不高于年轻的非大学毕业男性。

表1 从事适老化程度最高四分位工作岗位的概率（%）Image: CEPR。

注：该表显示不同人口群体在适老化程度最高四分位职业中就业的比例。四分位数依据2020年AFI的数值界定。

这构成了一个难题。如果比较优势发挥作用，老年劳动者应愿意接受较低工资，并在适老化职业中占比过高。表1表明，要么这些比较优势的作用较弱，要么其他因素更为重要。

比较优势可能较弱的一个原因在于，使职业变得适老化的特征对其他人口群体也有很强的吸引力。例如，我们的适老化指数中的许多特征，与Goldin（2014）所指出的、对女性劳动者具有吸引力并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的特征相互重叠。

同样，具有自主性和灵活排班的非体力认知型工作对大学毕业生也有吸引力。换言之，适老化工作岗位可能只是好工作，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和女性劳动者尤其如此。尽管从相对意义上讲，老年劳动者更偏好这些职业特征，但其差异可能很小。这削弱了适老化工作岗位在支持老年人就业以及减轻对年轻劳动者影响方面的作用。

比较优势也可能因其他劳动力市场摩擦和扭曲而受到抑制。例如，如果老年劳动者的流动性有限（原因可能是积累了企业特定的人力资本、招聘中的年龄歧视，或工作转换的固定成本），那么他们可能无法从快速增长行业中适老化程度的迅速提升中获益。

另一种可能是，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存在租金分享，因此企业无论比较优势如何，都更偏好生产率较高的劳动者。在这一情形下，如果各年龄段的大学毕业生都青睐适老化工作岗位，他们将成为主要受益者。这一解释的支持证据是：最适老化的工作往往也是工资最高、且工资增长最快的岗位。这种租金分享形式还能解释，为何非大学毕业的老年劳动者可能被排除在适老化工作之外，并无法摆脱目前所从事的、体力要求更高且工作条件较差的岗位。

挑战在于，非大学毕业的男性劳动者高度集中于适老化程度较低的行业，约三分之一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更糟糕的是，在所有老年劳动者中，这一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增幅最大、健康水平最低，且健康状况恶化最为严重。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为该群体提供更适老化的就业，是否有助于维持更好的健康状况。

政策启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过去30年，由于适老化职业的大幅增加，美国劳动力市场极大地支持了老年劳动者就业率的提高。但这一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惠及的是其他群体，而不仅仅是老年劳动者。

这些发现有两点重要启示。第一，仅仅推动创造适老化工作岗位，可能不足以促进老年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增长，也不足以保护年轻员工免受其影响。

第二，适老化政策需要结合其他劳动力市场缺陷进行设计。老年劳动者内部存在太多差异（尤其是大学毕业生与非大学毕业生之间），而年轻与年长劳动者之间也存在太多相似之处（同样尤其是在大学毕业生之间），因此仅凭基于年龄的政策难以产生重大影响。

更有针对性的政策，特别是针对非大学毕业男性的政策，以及应对潜在市场缺陷的政策（如老年劳动者工作转换的成本和困难），是值得探索的有前景的方向。

参考文献

Acemoglu, D、N Mühlbach 和 A J Scott（2022），《适老化工作岗位的兴起》（“The Rise of Age-Friendly Jobs”），NBER工作论文30463，并将刊载于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Acemoglu, D 和 P Restrepo（2022），《人口结构与自动化》（“Demographics and Autom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9(1): 1-44。

Ameriks, J、J Briggs、A Caplin、N Lee、M Shapiro 和 C Tonetti（2018），“Older Americans would work longer if jobs were flexible”，VoxEU.org，10月29日。

Baldwin, R 和 C Teulings（2014）， Secular Stagnation: Facts, Causes and Cures，CEPR Press。

Bloom, D E（2019）， Live Long and Prosper?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Populations，CEPR Press。

Burtless, G（2013），“Ca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xplain the rise i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t Older Ages?”，Centre for Retirement Research，Boston College。

Coile, C、K Milligan 和 D A Wise（2017），“Health Capacity to Work at Older Ages”，收录于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and Retirement around the Worl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ldin, C（2014），“A Grand Gender Convergence: Its last chapt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4): 1091–1119。

Goodhart, C 和 M Pradhan（2021），“The Great Demographic Reversal: Ageing Societies, Waning Inequality and an Inflation Revival”，VoxEU.org，2月17日。

Hudomiet, P、M Hurd、A Parker 和 S Rohwedder（2019），“The Effects of Job Characteristics on Retirement”，NBER工作论文。

Jetsupphasuk, M 和 N Maestas（2019），“What do older workers want?”，收录于 D E Bloom（编）Live Long and Prosper?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Populations， CEPR Press。

Neumark, D、I Burn 和 P Button（2019），“Is It Harder for Older Workers to Find Jobs? New and Improved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7(2): 922–970。

OECD（2019）， Working Better with Age，OECD Publishing。

Pizzibelli, C 和 I Shibata（2022），“Why Jobs are Plentiful While Workers are Scarce”，IMF。

Rogerson, R 和 J Wallenius（2022），“Shocks, Institutions and Secular Changes in Employment of Older Individuals”，收录于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22，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