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大辞职潮”和美国的大规模离职可能是一个更广泛问题的征兆：美国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研究人员比较了1918—1920年流感大流行和新冠疫情期间的自杀人数，发现两者呈现相似的模式：两次事件发生后的第一年，自杀率均有所下降，随后一年却急剧上升。
他们表示，疫情期间因社会经济和财务原因而无法辞职的劳动者，面临更高的心理困扰风险。
通过远程医疗和财政刺激政策等方式解决职业倦怠问题，对于防止心理健康危机进一步恶化至关重要。
转眼之间，美国成了一个人人辞职的国家。从筋疲力尽的医护人员到决定多花时间陪伴家人的首席执行官，美国劳动者正以创纪录的速度辞职。估计在2021年，4700万人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其中许多人是为了转换职业，也有一些人只是想休息一段时间。
无论是创新的员工福利这根“胡萝卜”，还是失去医疗保险的威胁这根“大棒”，都没能有效遏制离职潮。劳动者给出了各种理由来解释自己的辞职决定，例如薪酬低、工作场所缺乏尊重、育儿问题以及工作负担过重。
职场专家将这一现象称为“大辞职潮”，并一直在寻找应对办法，把它视为人才留任危机。但如果事实并非如此呢？如果大规模离职是一种征兆，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警示，它反映的与其说是职场问题，不如说是美国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呢？数百万人有机会辞职，但许多人没有辞职，同样疲惫不堪，心理资源也在迅速耗尽。疫情加剧了这场福祉危机，也让它更加显而易见；这场危机可能会持续多年，并造成潜在的严重后果。
1920年的心理健康危机
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但可以观察人们面对创伤时的行为模式。要了解新冠疫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回顾人类上一次面临类似局面的经历或许有所帮助：1918—1920年的流感大流行。
在1920年之前，美国没有用于监测疾病的标准化分类体系，也没有收集心理健康数据。不过，美国记录了自杀死亡人数，可以将其作为心理福祉——或缺乏心理福祉——的替代指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数据表明，那场疫情过后，自杀人数有所增加。
自杀率在1918年至1920年间有所下降，从2017年的每10万人中14.7人降至2020年的11.3人，但随后在1921年又迅速回升至13.9人。
目前有关新冠疫情的数据也呈现出类似情况。自杀率在第一年有所下降，从2019年的13.9（47,511人死亡）降至2020年的13.5（45,855人死亡）。据估算，2021年美国的自杀率为15.1。这与有关大规模危机后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相符，例如福岛灾难或“9·11”事件。科学家阿基·尼古莱迪斯（Aki Nikolaidis）表示，最严重的影响通常在灾难发生约一年后显现。他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任职，一直在研究新冠疫情压力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当然，两次大流行之间存在差异。首先，流感感染了5亿人，造成5000万人死亡，远远超过迄今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
此外，人们将流感疫情视为个人悲剧，并不了解一个类似于新冠疫情自始至终伴随而来的全球性叙事。当时，农村人口占比更高，大多数人也不会收到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流感暴发消息。约翰·艾歇尔（John Eicher）表示，在欧洲尤其如此：人们往往经历了多波流感，却没有意识到那是一场大流行。艾歇尔是现代欧洲史教授，正在研究1918—1920年大流行幸存者写下的大约1,000封信。
或许最重要的是，这场大流行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而战争已在全球造成2,000万人死亡，并造成同等数量的人受伤。艾歇尔说，与大流行不同，战争是一场人们共同经历的悲剧，其创伤影响仍在显现。尽管以往的研究已发现流感大流行与美国自杀人数上升有关，而且这一关联独立于战争的长期影响，但战争的影响仍使人们难以将新冠疫情后的美国情况与流感大流行后的美国情况进行比较。
除非我们看看挪威。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即使在20世纪初也擅长收集数据，因此能够为了解大流行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提供重要参考——因为它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挪威数据提供的启示
挪威的自杀数据呈现出与美国相似的模式。但挪威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太可能受到战争如此显著的影响。
这个国家保持着所谓的“中立盟友”身份——外部压力使其倾向于支持英国，但挪威王国没有积极参与军事行动。尽管德国潜艇击沉了约400艘船，造成约1,000人丧生，但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战争对当地人口的直接影响很小。
流感大流行给这个国家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这场疫情造成了13,000至15,000人死亡，而当时挪威人口为265万；死者大多是在1918年的第一波疫情中丧生的。此后，挪威的自杀人数也有所增加。
“从1910年到1913年，数据相当平稳，每年平均约有150人自杀。但到了1914年，自杀人数远超200人，次年达到约240人。此后数字继续上升，到1920年时已超过400人，”奥斯陆大都会大学（OsloMet）疫情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卡拉·休斯（Carla Hughes）说。这相当于每10万人中约有15人自杀，高于当时的美国。
休斯表示，从自杀数字来看，挪威心理健康危机的严重程度可能比报告所示更高。当时许多死亡数据由教区和教会收集；由于自杀受到污名化并被视为罪行，这些机构可能没有准确记录自杀事件。
自杀并非唯一指标。人口学教授、挪威人口学会主席斯文-埃里克·马梅伦德（Svenn-Erik Mamelund）收集了大流行后几年精神病院的住院数据，发现首次住院人数平均增加了7.2倍（PDF），这一情况持续了疫情后的六年。
“据报道，西班牙流感幸存者在1918—1919年后数周、数月乃至数年里，都有睡眠问题、抑郁、精神恍惚、低血压、头晕，以及难以应对工作和日常生活等情况，”马梅伦德写道。他还指出，这些数字也可能低于实际情况，因为“受到较轻或暂时性流感后忧郁症影响的人，很可能没有去看精神科医生”。
其他地方也报告了类似症状。“流感让幸存者出现各种精神症状；医生和媒体在描述其中许多症状时，使用的措辞与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炮弹休克（战斗应激反应）患者时相似，”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历史学教授、《1918—1920年全球流感大流行》一书的作者苏珊·肯特（Susan Kent）写道。她指出，医学期刊《柳叶刀》在1919年写道：“流感后出现抑郁的情况如此普遍，应当将其视为疾病的一部分。”其他科学刊物也报告了类似发现。
部分心理困扰似乎由疾病本身引起，但也有一些源于隔离，或目睹亲人离世。在艾歇尔分析的一封信中，一名女性目睹姐姐和其他家人相继去世后，陷入了紧张性木僵状态。休斯也认为，部分困扰的原因可能不在于直接接触疾病和死亡，而在于经历隔离后又突然恢复社交。
无法辞职者面临的风险
流感幸存者报告的心理健康症状，似乎与促使筋疲力尽的劳动者辞职的问题相似。组织心理学家、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教授乔治·科尔里泽（George Kohlrieser）表示，在疫情背景下辞职，实际上可以视为一种应对机制，帮助人们处理失控感。他说，改变生活有助于处理悲伤；从这个角度看，离职可能是人们在经历新冠疫情带来的创伤后有效疗愈的一种方式。
每当一名精疲力尽的白领决定暂别激烈竞争的职场，就有更多按小时计薪的劳动者、低薪员工和单亲父母无力承受失去收入或医疗保险的代价。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护理学院公共卫生教授达娜·加芬（Dana Garfin）表示，一项关于新冠疫情最初几个月医疗行业以外拉丁裔必要岗位劳动者所受影响的研究显示，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甚至比医护人员更差，尽管医护人员面临更高的感染风险。原因往往与社会经济和财务因素有关，例如收入损失或缺乏托儿选择。
必要岗位劳动者也面临更高的新冠感染风险。根据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交通运输、物流和设施维护行业的劳动者，其次是农业和制造业劳动者，死亡率高于其他通常薪酬更高的行业劳动者。同一项研究发现，这些行业中的拉丁裔和黑人劳动者的人均超额死亡率最高，因此他们经历疫情相关创伤的风险也更高。
尼古莱迪斯及其团队的研究发现，直接受到集体创伤影响的人——例如目睹亲人离世——其心理福祉受到的威胁更大。然而，大规模辞职的并不是这些劳动者：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关于离职人员的数据，交通运输和制造业劳动者的辞职率低于专业和商业服务业劳动者，也低于私营行业总体平均水平。在低薪行业中，酒店和餐饮业的辞职和换工作情况确实较多，不过该行业的人员流动率本来就很高（每年高达70%至80%）。
总体而言，按小时计薪或低薪劳动者没有后备计划就负担不起辞职。“如果你想请哪怕一个班次的假来照顾自己，就必须作出选择：是否为了照顾自己而放弃收入，”芝加哥酒店和活动经理莎拉·卡德里（Sarah Qadri）说。
许多人只能继续透支自己，没有机会恢复精力，心理困扰也随时间不断累积。“这种疲惫弥漫在空气中，大家都在尽力而为，但所有人都筋疲力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一家小咖啡店的经理克里斯蒂娜·奥克（Kristina Oak）说。
尼古莱迪斯的研究显示，新冠疫情后情绪低落的一些最有力预测因素，是外部社会环境，包括收入或经济困境，以及个人在疫情前的心理和社会经济状况。长期以来，从事低薪和按小时计薪工作的人一直表示，工作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压力；可以说，他们的职业倦怠流行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出现。
职业倦怠是社会问题，而非个人问题
如果职业倦怠主要是社会问题，而非个人问题，就无法仅靠改变工作场所来解决。调整安排，让工作时间更人性化、提供更好的福利并增加灵活性，或许能帮助一些通常更有优势的劳动者。但这些措施无法解决早在疫情前就已显现、持续积累的心理健康危机；1999年至2018年间，自杀率上升了35%以上。
社会可以采取措施应对这一问题。远程医疗让人们更容易获得心理健康支持；疫情期间，报销政策也有所调整，因此保险通常会承保此类服务。
奥克表示，获得直接经济援助（例如美国政府发给大多数美国人的经济刺激支票）带来了显著益处。“疫情第一年实施的财政政策大幅改善了我和伴侣的财务状况，让我得以辞去第二份工作，”奥克说。多亏这些干预措施，她在疫情第二年得以停止同时从事两份酒店餐饮业工作。“我在服务行业工作了10年，一直过着月光族的生活，每月还要偿还800美元的学生贷款；有了这笔刺激金，我能把很多事情控制住，”她说。
美国政府似乎意识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并提出了一项心理健康战略，2023年的总预算约为10亿美元，用于提供心理健康服务、招募心理健康工作者、支持一线医护人员，并加强社区行为健康诊所的作用。
然而，许多家庭本可从儿童税收抵免、带薪育儿假和病假、托儿支持，以及为没有保险的患者提供便捷免费的新冠检测和治疗等措施中受益；这些措施已从疫情紧急应对措施中撤销，或在立法程序中举步维艰。
过去两年的隔离和创伤造成的一些严重后果已经显现，例如创纪录的药物过量死亡人数。如今，自称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年人接近6,000万，预计自杀率正朝着创下本世纪纪录的方向发展。历史表明，这可能只是个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