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快速加速的长期趋势。我们可以用老年抚养比来说明这一点，这是一项人口指标，衡量非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相对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比例。图1显示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值。1980年，每100名劳动年龄（即20至64岁）人口对应20名65岁或以上人口。到2015年，这一数字增长了40%，达到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对应28名65岁或以上人口。再往后推35年，根据联合国死亡率预测（联合国2017），到2050年该比率将达到53比100，又增长90%。这是因为我们寿命更长，而生育的孩子更少。
图1还显示了总抚养比的过去趋势。总抚养比是一项人口指标，与捕捉人口结构对人均GDP的影响更为相关，因为它包括低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其定义为：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对应的未满20岁或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
图1 老年抚养比（OADR）与总抚养比（TDR）
注释：基于以20至64岁年龄组定义的劳动年龄。经合组织国家未加权平均值，2015年之后为预测值。
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2017）计算。
尽管老年抚养比大幅上升，经合组织的平均总抚养比仍下降了，从1980年的0.80降至2015年的约0.65。主要驱动因素是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生育率的急剧下降，这导致年轻人口的相对数量大幅减少。1980年，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对应的年轻人约为60人，而2015年则不足40人。这一变化远远抵消了老龄化对劳动力相对规模的影响，并使高等教育的扩张更易融资。
然而，除非生育率发生显著变化，否则在未来几十年里，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对应的年轻人数量将保持在约40人的稳定水平。这意味着总抚养比将急剧上升。预计到2050年，该比率将超过0.90，而2015年为0.65。如果就业率，尤其是较年长年龄段的就业率不上升，这些人口变化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特别是，我们忽略了生产率可能的提高）对生活水平造成重大拖累。
养老金政策的局限
这促使许多政策改革出台，以帮助各国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提高退休年龄的养老金政策。我们应当探讨仅凭这一手段是否足以避免经合组织和欧盟经济体未来出现劳动力短缺。若要使抚养比随时间保持不变，以65岁为参照，劳动年龄上限需要提高多少年？
我们计算了1980年至2015年间年龄上限的变化幅度，若从1980年的65岁起算，该变化幅度足以使老年抚养比维持在1980年的水平。2015年，经合组织的平均值为3.4年，即年龄上限达到68.4岁。在同一时期，65岁人口的预期寿命增加了4.4年。因此，退休年龄提高约为65岁时预期可生存年数的四分之三，便足以避免老年抚养比上升。相比之下，若将年龄上限降低4.5年，即从1980年的65岁降至2015年的60.5岁，平均总抚养比将稳定在1980年的水平。
在经合组织，未来35年情况将发生全面变化（图2）。65岁人口的预期寿命增幅预计将略低于过去的速度，增幅将降至3.4年。若要稳定老年抚养比，2015年至2050年间年龄上限的平均变化幅度将高达8.4年。与劳动年龄人口相比，年轻人口数量保持稳定，起到了抵消作用，使得能够保持总抚养比不变的年龄门槛的提高幅度有所降低，但仍然较大，为6.2年。
从整体来看，经合组织国家已通过立法的措施意味着到2050年，正常退休年龄平均将提高1.5年。3 法定退休年龄的提高幅度远不足以防止抚养比的上升。
图2 为稳定2015年至2050年间的抚养比，劳动年龄定义超出65岁的平均延长幅度，以及正常退休年龄和65岁预期寿命的平均变化
注释：经合组织国家未加权平均值，2015年至2050年，基准年为2015年。正常退休年龄定义为，在20岁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全职工作者能够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按性别取平均值。
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2017）计算。
人口结构的变化因国家而异。这意味着能够稳定老年抚养比的年龄门槛提高幅度也各不相同，如图3所示。在芬兰和瑞典，该幅度约为4.5年。在智利、墨西哥和西班牙，该数字为11.5年，不过两个拉丁美洲国家的起点相对较低。在韩国，由于老龄化速度极快，所需的调整幅度为15.5年。4 丹麦将是唯一一个立法规定的退休年龄提高幅度超过稳定老年抚养比所需幅度的国家，这是由于其已引入法定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之间的自动挂钩机制。5
图3 为稳定老年抚养比，劳动年龄定义超出65岁的延长幅度，与正常退休年龄及65岁预期寿命变化的对比（2015年至2050年）
注释：基准年为2015年。正常退休年龄（NRA）定义为，在20岁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全职工作者能够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
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2017）计算。
养老金体系的压力依然很大
希望维持退休收入充足性的政策制定者将面临财政压力。有效老年支持比（就业人数与退休人数之比）是有效老年抚养比的倒数。它综合了各年龄组的人口结构和就业率，因此是说明利害所在的有用指标。有效老年支持比（就业人数与退休人数之比）是有效老年抚养比的倒数。它综合了各年龄组的人口结构和就业率，因此是说明利害所在的有用指标。
在财务平衡的现收现付养老金体系中，有效老年支持比下降1%，将导致平均养老金相对于平均工资下降1%，或需要将缴费率提高1%。6 这是一个数学恒等式，因此无法回避。因此，人口老龄化时若要避免相对养老金水平下降，只能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提高缴费率；提高就业率，或许可通过延迟退休或增加女性就业来实现；或在养老金账户出现财政赤字，最终须由税收予以弥补。
在固定缴费计划中，特定职业生涯的养老金替代率与缴费率成正比，主要取决于累积资产的回报率。这些回报率最终取决于资产所投资经济体的生产能力，无论这些资产是金融资产还是名义资产。无论养老金体系的结构如何，人口老龄化引发的任何劳动力短缺都可能降低养老金待遇水平。
在过去35年中，（纯粹基于人口结构的）老年支持比在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下降了略超过25%（图4）。这造成了财务失衡和养老金支出增加，进而引发了缴费率的上升。自1990年以来，公共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增长超过40%，自2013年以来一直超过8个百分点（经合组织2017）。
包括欧盟委员会在内的预测显示，经合组织国家面临的挑战在于，已通过立法的改革（包括自动调整机制）将导致替代率下降。例如，设想一位税后平均工资的个人连续工作40年，直至法定退休年龄，并且与2016年相比，他于2056年退休。平均而言，在欧盟，这位退休者的替代率将下降10%（欧盟委员会2018）。然而，人口老年支持比将在类似的时间段内下降近50%，如图4所示；若考虑到已立法的退休年龄变化，并假设其一对一地传导至有效退休年龄，该降幅将略降至约40%。需要注意的是，在许多国家，提高养老金缴费率或用于为养老金融资的税收的空间较小。
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如果就业率不大幅提高，退休收入将面临巨大压力。因此，若要维持养老金水平，在老龄化社会中，提高就业率（尤其是较年长年龄段的就业率）和生产率将至关重要。
图4 2015年至2050年老年支持比的变化，与1980年至2015年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