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凸显了科学合作的重要性。
然而，目前科学家开展合作仍面临诸多障碍，从旅行限制到开放获取数据的倒退。
在支出削减之际，各国政府必须继续优先支持合作性科学研究。
疫情让我们认识到科学合作的重要性。2019年末，首批严重呼吸道疾病报告出现，国际研究界迅速携手合作，数周之内我们便掌握了一些基本生物学知识。流行病学数据的快速共享揭示，这种病毒的传播性高于流感，但低于麻疹。一个以创纪录速度完成测序并向公众开放的基因组揭示，罪魁祸首是一种冠状病毒。这使得疫苗研发得以以惊人的速度推进。
随着我们逐步走出疫情，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科学合作，以应对从气候变化到健康等全球性挑战。然而，仍有诸多障碍需要克服。
1. 旅行限制
疫情迫使科学家远程合作。然而，从长远来看，旅行限制将对实地工作产生影响。这可能导致长期数据集出现缺口，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导致整个实验和研究项目的丧失。若无法出行，早期职业研究人员将难以建立人脉网络、开展新的合作与伙伴关系，也难以获得培养未来急需专家所必需的技能与经验。
2. 数据开放获取的倒退
数据开放获取既惠及公共资助的研究，也惠及私人资助的研究。在疫情期间，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在线病毒基因组数据库为疫苗研发和病毒监测提供了支持。然而，多边主义的倒退早在疫情之前就已开始，并且目前看不到减弱的迹象。
3. 与媒体互动
疫情期间，科学成为新闻头条的焦点，因此科学家与媒体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媒体格局正在变化，各媒体机构正在做出编辑决策，涉及形式、目标受众以及如何应对其市场。科学家需要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有效地传播其研究成果。
4. 改进科学传播
如今，研究人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既是优秀的科学家，又能在其主要学科或领域之外有效地传播其科学成果。为实现蓬勃发展的科学合作，必须培养、重视并鼓励科学传播技能。我们需要科学家与全球领导人、政策制定者以及负责治理国家和国际议程的人士之间持续的对话。
5. 资金削减
随着我们逐步走出疫情，许多政府正在宣布支持经济发展的支出计划。在一些国家，这意味着为科学提供新的资金，但这些资金大多集中于定向投资，而非基础研究与合作。数十年来，研究投入一直停滞不前，而现在，许多情况下研究经费削减可能已在预料之中。
6. 驾驭社交媒体
得益于预印本服务器、社交媒体和短信应用，同行评审如今几乎可以实时进行。期刊正逐步成为论文的最终存档库，而非新信息的来源。这一趋势反映出科学家交流方式的更广泛转变，即利用社交媒体交流知识。挑战在于确保通信技术支持知识的民主化和真正的合作，而非制造由算法驱动的回音室。
7. 基础设施与资源
协作式创新需要基础设施，尤其是在全球南方的科学家之间开展合作，或与北方的同行合作时。跨学科、学术和国家边界的能力建设投资，需要减少国际科学合作的障碍。这意味着支持协作式研究计划而非研究项目；建立灵活、快速且响应迅速的资助机制；并鼓励有才华的年轻科学家获得国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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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鼓励跨学科思维
有效的科学合作超越了传统的学科界限。技术突破可以为此提供支持，但我们还需要营造促进跨学科思维的环境。教育体系需要积极鼓励学科之间的合作，以及科学与产业、商业、媒体、公民和治理机构之间的合作。
9. 学术自由与诚信
负责任的科学需要开放的讨论、审慎的商议，以及数据共享和协作分析的工具。只有当新的发现和见解得到建设性的反思和批判性思考时，合作才能蓬勃发展。若数据的发布不能促进对话，反而导致对“不便的发现”及发布这些发现者的攻击，科学合作将面临巨大风险。
10. 好奇心驱动与使命驱动的研究之争
好奇心驱动的研究长期影响不确定，而以短期商业收益为目标的“使命驱动”研究之间，存在一种由来已久的张力。疫情向我们展示了同时支持两者的价值。疫情初期，我们迫切需要实际答案，例如：这种病毒的传播能力如何，它会使我们病到什么程度？
随着疫情的发展，我们很明显地意识到必须关注病毒的演化情况。这需要以多年来对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为基础，例如病毒适应的动力学和DNA序列变化的可预测性。
在资金削减之际，政府倾向于资助使命驱动的研究。为确保世界持续从科学与创新中获益，我们必须确保二者保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