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暴发前，历次经济衰退要么是“男性衰退”，要么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大致相同。然而，这场疫情导致女性失业人数的增幅超过男性。
2020年8月，女性劳动供给仍比衰退前的2020年2月低20%，而男性劳动供给仅低9%。
在峰值时期，新冠疫情导致女性失业率的上升幅度比男性高出2.9个百分点。
与以往任何一次现代经济衰退都不同，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下行造成的女性就业损失大于男性。本文根据1949年以来美国历次经济衰退的数据指出，2020年的衰退在性别影响差异方面最显著地偏离了历史常态。女性失业人数大幅增加不仅关系到性别平等，也会削弱家庭弥补收入损失的能力，从而导致更深、更持久的经济衰退。
不久前，“男性衰退”一词开始流行，用来描述近期经济衰退对男性就业造成的不成比例影响（Johnson 2009，Wall 2009）。在2007—2009年的大衰退中，建筑业和制造业等行业数百万男性失去工作，而女性的就业损失小得多。从20世纪70年代起，“男性衰退”成为常态。当时女性劳动参与率急剧上升，许多女性在教育、医疗保健及服务经济其他领域等相对稳定的行业就业（Goodman et al. 1993）。
2020年，新冠疫情使美国经济陷入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次衰退在性质上不同于其他衰退，不仅因为起因不同，也因为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模式不同。可以说，最显著偏离历史常态之处，是这次衰退对女性与男性就业的影响差异。
疫情衰退对职业女性造成的不成比例影响
图1展示了1949年以来美国历次衰退中女性与男性失业率增幅之间的差异。2020年之前，历次衰退要么是“男性衰退”，要么对女性和男性就业的冲击大致相当。相比之下，2020年衰退中女性失业人数的增幅高得多。在峰值时期，女性失业率的上升幅度比男性高出2.9个百分点。这一差距的绝对值远大于近期“男性衰退”中观察到的差距（当时方向相反）。
图11948至2020年美国经济衰退中女性与男性失业率增幅之差
此外，近几个月就业的部分复苏让男性受益多于女性。Bick和Blandin（2020）报告称，2020年8月，女性劳动供给仍比衰退前的2020年2月低20%，而男性劳动供给仅低9%。以往没有哪次衰退对一种性别的影响远大于另一种。
当前衰退对女性就业造成不成比例影响，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女性就业集中在通常经济周期中相对稳定、但在疫情期间受到停摆和社交距离措施严重冲击的行业。典型例子是餐馆等“接触密集型”行业，其中女性就业占比往往较高（Mongey et al. 2020，Albanesi et al. 2020）。其次，学校和日托中心关闭后，父母的育儿需求大幅增加。危机期间，女性承担了大部分新增育儿工作，导致许多人无法工作（Adams-Prassl et al. 2020，Alon et al. 2020a，Collins et al. 2020）。
“她衰退”的后果：性别不平等
当前衰退对职业女性造成的巨大影响，其后果将远远超出衰退本身。最直接的是，衰退将影响目前无法工作的女性未来的收入机会。以往衰退的证据表明，在衰退期间失去工作的劳动者，其收入损失会持续很长时间（Davis and von Wachter 2011）。找到新工作很难；找到一份在职责、薪酬和职业发展机会方面都与失去的工作相当的工作，则更加困难。
由于这次衰退中女性失去的工作岗位远多于男性，收入损失将拉低女性的平均收入，并扩大性别收入差距。在我们的研究中（Alon et al. 2020b），我们使用一个宏观经济模型量化新冠疫情衰退的宏观经济影响，该模型区分女性与男性、已婚夫妇与单身人士，以及有子女与无子女的人群。我们还区分工作是否可以远程完成，并假设可以在家完成的工作更容易与育儿兼顾。已婚夫妇根据家庭内部的相对工资、远程工作的可能性，以及部分夫妇所遵循的一种社会规范，共同决定如何分担育儿责任；这种规范会在父亲承担的育儿责任多于母亲时惩罚家庭。
我们校准模型，使其符合有关失业期间技能损失、夫妇间育儿责任分配、性别工资差距、已婚女性劳动供给以及正常时期劳动力市场流动的证据。我们利用该模型比较常规衰退与“疫情”衰退的影响；疫情衰退的特点是女性失业人数相对更多，育儿需求大幅增加。
图2宏观经济模型中，常规衰退与疫情衰退期间女性劳动供给与男性劳动供给之比
如图2所示，模型对常规衰退与疫情衰退中女性和男性所受影响的模拟结果与证据相符。常规衰退属于“男性衰退”，即女性总劳动供给相对于男性增加；而疫情衰退则是“她衰退”，女性就业损失严重。
图3展示了这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在常规衰退中，男性失去的工作更多，这会减少他们的劳动市场经验并降低工资。因此，女性的相对人力资本上升，从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相反，在疫情衰退中，女性相对工资大幅下降，并在整个复苏期间持续低迷。疫情衰退结束数年后，性别工资差距仍比常规衰退后的水平高出一个百分点以上。女性人力资本的损失要到几十年后才能完全弥补。
图3常规衰退期间女性缩小了与男性的工资差距，但疫情衰退使她们进一步落后
“她衰退”的后果：传导效应
除了加剧性别不平等，当前衰退的巨大影响也可能导致更深、更持久的经济衰退。衰退的深度取决于初始冲击的规模，以及这一冲击如何在经济中传导。而传导效应取决于家庭收入受到冲击后，消费需求会在多大程度上下降。如果初始冲击导致消费大幅减少，经济中的其他行业对其产品的需求也会下降，从而使初始冲击在整个经济中放大并传导。
可以用边际消费倾向（MPC）量化收入冲击向消费的传导。如果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一定幅度的收入减少就会导致消费需求大幅下降，冲击也会在整个经济中传导（Guerrieri et al. 2020）。我们发现，疫情衰退会使边际消费倾向大幅上升并持续较长时间，从而可能加深衰退并阻碍复苏。
这一结果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女性就业减少对家庭内部保险机制的影响。在常规衰退中，女性劳动供给在许多家庭中发挥着“缓冲器”的作用：如果丈夫失业，妻子往往能够继续工作，甚至增加劳动供给，从而稳定衰退期间的家庭收入。这种保险机制有助于家庭弥补收入损失，并降低收入冲击向消费的传导程度（Bardóczy 2020）。
我们发现，在疫情衰退中，家庭内部提供保险的空间大幅缩小。许多原本可以提供这种保险的女性也失去了工作。有子女的家庭应对冲击的灵活性很小，因为大量时间都要用于育儿。图4显示，与常规衰退相比，疫情衰退会导致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此外，边际消费倾向的上升会持续更久。
图4常规衰退与疫情衰退期间夫妇的边际消费倾向（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而非储蓄的比例）
这些发现强调，女性就业的大幅损失关系到疫情衰退的基本宏观经济结构，也为近期研究提供了更多证据。那些研究认为，女性劳动供给的变化是决定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结果的关键因素（Doepke and Tertilt 2016，Fukui et al. 2019，Albanesi 2020）。
政策启示：学校开放的影响
疫情衰退的特殊性质也带来了不同的政策启示。或许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开放学校和日托中心能够对复苏发挥重要作用。学校开放将释放大量劳动力供给，并立即增加产出。这一变化对女性的益处尤为显著，因为女性相对劳动市场经验和相对工资所受的许多负面影响仍可避免（图5）。图中还显示，让年幼儿童返回日托中心最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不过，这一结果主要由构成效应驱动：高技能女性更有可能重返工作岗位。就缓解性别技能差距扩大的问题而言，我们发现，开放大龄儿童就读的学校比开放日托中心更重要（图中未显示），因为有大龄子女的职业母亲人数更多，其中全职工作的比例也更高。
图5开放学校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开放所有学校、仅开放学前班的低龄儿童学校，或开放幼儿园至12年级的大龄儿童学校）
当然，学校能否开放，取决于疫情是否得到充分控制，从而确保开放安全。如果开放学校导致疫情加速蔓延，那就无济于事；除了影响健康和死亡率之外，这还可能迫使未来实施新的停摆限制。
不过，学校开放的巨大影响有助于权衡开放经济中不同部门的利弊。例如，如果感染人数因此增加，导致之后无法开放学校，使许多父母无法工作、性别差距扩大，并对儿童教育和未来的不平等造成重大影响，那么开放经济中较小的部门（比如酒吧和体育场馆）就不是好主意（Fuchs-Schündeln et al.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