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导致许多欧洲人在房租上支出的收入比例上升。
一项针对欧洲发达经济体的研究显示，典型租房家庭将其收入的25%用于房租，而年轻家庭则支出三分之一。
收入分配中最低20%的群体，将其收入的40%用于房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可以让欧洲的租房更加实惠。
在疫情之前，许多居住在欧洲大城市的商店或餐厅员工就已经需要将超过一半的家庭收入用于房租。疫情期间，他们中的许多人收入下降，使得其收入中用于房租的比例进一步上升。由于低收入群体和年轻租户往往更频繁地从事接触密集型行业或从事不稳定的工作，因此需要政府出台政策，确保在经济从新冠危机中复苏的过程中，这些家庭不会被甩在后面。
在过去十年中，许多欧洲经济体的租赁住房负担能力有所下降。
令人担忧的趋势
在过去十年中，许多欧洲经济体的租赁住房负担能力有所下降。在我们的最新研究中，我们对17个欧洲发达经济体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2018年典型租房家庭将约25%的收入用于房租，而年轻家庭则将近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租房。对于收入分配中最低20%的家庭而言，用于房租的收入比例要高得多，达到40%。
这一数字（40%）通常被视为家庭被认为因租金支出而负担过重的临界值。令人震惊的是，在所分析的国家中，将近四分之三的国家在2018年有约一半或更多的低收入租户负担过重。16至29岁的年轻人以及大城市中的比例尤其高。在2013至2018年期间，一些首都的租金涨幅达到国家平均租金增幅的数倍，例如里斯本、都柏林、马德里、雷克雅未克、斯德哥尔摩和卢森堡市。
与租户相比，自2014年以来，房主的住房成本有所下降。以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衡量，租户的住房支出通常是房主的一倍半以上。2011至2013年与2016至2018年之间，这一差距有所扩大，尤其是对最贫困群体（收入分配中最低20%的人群）而言，差距扩大了约4个百分点。图表中的绿色柱状图显示了这一情况。这意味着，虽然房主在此期间普遍直接受益于低利率，但租户并未受益。
租房负担能力压力上升的原因
我们的分析发现，经济产出的增长并未充分转化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不足以抵消租金上涨，尤其是对低收入家庭而言。此外，城市化加速、向服务业高技能就业的结构性转型以及旅游业的增加，都加剧了租户的负担能力压力，尤其是收入较低的租户。换言之，较贫困的家庭未能从其不断变化和增长的经济中获得多少益处。
疫情可能正在使情况更加恶化
许多租房者尤其容易受到新冠危机的影响，因为他们更频繁地从事接触密集型行业，处于职业生涯早期且工作保障较少，并且普遍较少有机会远程办公。预计他们的收入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而对于需要转入新行业的人而言，恢复正常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较低的租金可以部分抵消这些收入损失，但迄今为止，租金下降主要出现在部分旅游热点地区，且主要集中在高端房产。此外，能够缓和租金成本的行为变化将在多大范围内持续多久，仍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因此，疫情前已经存在的经济分化和不平等趋势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使租赁住房更加实惠的政策
解决租房负担能力问题十分困难，因为住房政策十分复杂。这些政策通常兼顾多个目标，其中负担能力、房东与租户之间均衡的监管以及平等获取机会只是其中的部分方面。
总体而言，有效的政策应包括加强低收入家庭和年轻人长期收入机会的措施，使他们能够从经济的结构性转型中受益。
最有效的即时政策工具是提高可跨地区灵活使用的可携带住房补贴的水平和覆盖范围。该措施便于快速实施并能有效瞄准目标群体。它将在复苏期间及之后提供支持，并降低低收入家庭在私人市场中任何地方的租金支出。
政府还应推出相关举措以增加负担得起的住房供应，从而更持久地缓解需求压力。具体而言，政府可以加大对社会租赁住房的投资，即以补贴租金提供的住房，尤其是在此类住房存量下降且处于较低水平的地区。政府还可以调整财政激励措施，例如对空置房产征税，并将部分住房补贴从有利于高收入房主的方向转移，转而用于私人投资租赁住房开发。
在欧盟，来自“下一代欧盟”计划的资金为将社会住房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纳入疫情复苏战略的核心部分提供了契机。加大住房投资将通过创造就业、提供更多负担得起的租赁住房以及促进跨地区就业机会的获取，支持包容性增长。
预计疫情将加剧租赁住房负担能力的恶化，以及在新冠疫情冲击欧洲之前就已存在的不平等趋势。各国政府亟需加大努力，以避免低收入租户和年轻人被进一步甩在后面。
本博客借鉴了一篇联合论文，作者包括Khalid Elfayoumi、Izabela Karpowicz、Jenny Lee、Marina Marinkov、Aiko Mineshima、Jorge Salas、Andreas Tudyka和Andrea Schaech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