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预期寿命显著提高。然而，要在不同地区、年龄和收入群体中提高男女预期寿命，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干预方案。要加强公共卫生服务，我们需要更加密切地关注数据，并更好地评估风险。
普林斯顿大学安格斯·迪顿教授认为，美国的进展已陷入停滞，原因是中年人群中出现了他所称的“绝望之死”，包括药物过量、自杀和酗酒。相比之下，在较不富裕的国家，降低儿童和婴儿死亡率应是首要任务。
巴基斯坦国家卫生服务、法规与协调事务国务部长赛拉·阿夫扎尔·塔拉尔表示，她的国家正面临截然不同的挑战：降低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重组基础设施，并努力为日收入不足2美元的人群提供医疗服务。此前政策取得成效，使巴基斯坦公民的平均预期寿命实际增加了四年；因此，她的优先事项已转向新的目标，即应对心脏病。
当今社会高度关注“英雄式”医学和新型生物技术。然而，进步并非只会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全球仍亟需提供价格可负担的药物。谈及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提供孕产妇和新生儿药物时，默克公司（MSD）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肯尼思·C·弗雷泽表示，他目睹了医疗体系中巨大的低效；在他看来，这是最大的障碍。
专家们一致认为，有必要重新构想医疗服务基础设施。其中一个关键环节是持续提供全民医疗体系；美国公民和巴基斯坦公民同样需要这样的体系。在巴基斯坦，50%的人会因医疗费用而跌至贫困线以下。在美国，过去一年全民医疗服务可及性的改善使死亡率降低了6%。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的预期寿命与今天的美国相近，并通过提供全民医疗保健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指标的提升。
解决医疗体系长期存在的问题，有着强烈的经济必要性。迪顿教授指出，一个人生病时，就会失去创造收入的能力。能够带来积极成效的医疗体系，也有助于保障人们的收入及收入机会。
要提高预期寿命，需要做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改变习惯和行为，同时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医疗服务。总体而言，专家们一致认为，首要任务应是转向更优质的初级保健。延长生命、提升生活质量的关键障碍，似乎在于人们难以从长远角度看待自身健康，尤其是难以认识到改变营养、筛查和用药行为所带来的益处。
医学的新前沿会不会不在于生物医学研究的进展，而在于采取更好的社区方法和行为引导方式，向人们普及预防医学（包括营养知识）？也许我们需要的是体系，而非生物学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