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刚刚偶然发现了本世纪最大的生产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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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many have gained time in their working day from not commuting, others now have childcare responsibilities.Image: Unsplash/Corey Agop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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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马凯蒂定律,普通员工每个工作日花在通勤上的时间为一小时,这一数字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保持稳定。

  • 如果居家办公免去了一小时的通勤时间,且工作时间和产出均不变,相当于生产率提高13%(假设每周工作38小时)。

  • 哈佛大学和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的一项研究发现,居家办公的人每天与办公室保持连接的时间多出约48分钟,因此每天平均增加的自由时间仅为12分钟。

新冠疫情最引人注目的应对举措之一,是约一半劳动力突然转为居家办公。

在许多情况下,这一转变还伴随着同样突然的居家教育。

出乎意料的是,居家办公是疫情应对中进展异常顺利的一环。大多数类型的办公室工作几乎照常进行,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

关于此次危机的讨论大多基于一个假设,即回归危机前类似“正常”的状态既不可避免,也值得期望。

但我们被迫进行的这场计划外试验表明,我们可能偶然发现了一个推动微观经济改革的巨大机遇,其带来的收益将远超20世纪末那些来之不易的改革。

普通员工每个工作日花在通勤上的时间为一小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数字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或多或少一直保持稳定,这一发现被称为“马凯蒂定律”。(同一观察结论也被归于伯特兰·罗素。)

马凯蒂定律指出,无论处于哪个时代,我们都要花大约一小时通勤。Image: The Conversation

如果居家办公免去了一小时的通勤时间,且工作时间和产出均不变,相当于生产率提高13%(假设每周工作38小时)。

如果一半的劳动力实现了这样的提升,对整个劳动力群体而言,相当于生产率提高6.5%。

作为对比,让我们来看看20世纪90年代的激进微观经济改革,包括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国家竞争政策。

1995年,这些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当时称为产业委员会、现称为生产力委员会——估计改革将使国民收入增加5.5%。

回顾来看,该估计似乎过于乐观。

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测生产率增长出现了一次高峰,但相对于长期趋势,总增幅不足每年1个百分点,超出正常水平。此后生产率增长乏力,已将这些收益消耗殆尽。

与我们当年为之努力争取的改革相比,这些收益十分可观。

即便如此,这些改革在当时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仍被广泛视为经济繁荣的关键推动力。

因此,生产率提高6.5%将是一项巨大的利好。在几年内,这足以抵消封锁带来的经济成本以及疫情的其他诸多影响。

但正如微观经济改革的情况一样,这一初步估计可能具有误导性。即便平均而言确实存在真正的收益,重要的是要追问谁将获益,以及如果有人会受损,又是谁。

哈佛大学和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的一项研究发现,居家办公的人每天多花约48分钟与办公室保持连接,因此每天平均增加的自由时间仅为12分钟。

封锁导致会议数量增加,但每次会议的时长缩短。Image: NBER

不过,这部分时间中至少有一些很可能用于家务,尤其是在封锁期间员工不得不承担照料子女和居家教育的情况下。此外,员工除了节省通勤时间,还节省了通勤的金钱成本,以及至少部分用于上班准备的时间。

总体而言,显然居家办公平均来看会带来净收益。

然而,对于那些将工作中的社交关系视为重要“附加福利”的员工而言,他们将失去这一福利;而重视隐私或希望将工作与社交生活区分开来的其他员工则会获益。

管理者的工作将变得更加困难……

同样,相较于那些偏好通过电子联络、以更系统化的方式获取信息的员工,那些依靠与同事闲聊来产生想法的员工将有所失去。

可能因远程工作而受损的另一类员工是中层管理人员。

在一定程度上,管理依赖于“出勤主义”,即实际盯着员工的工作状态,远程工作在这方面会带来问题。

对电脑活动的侵入式监控很可能遭到抵制和规避。管理者将不得不学会通过客观评估成果而非观察员工的具体行为来进行管理,并且要让这些证据在组织层级中获得更高层的认可。

……对雇主而言尚可应对

对雇主而言,转向居家办公在短期内几乎没有产生直接影响。员工的薪资没有变化,至少在短期内,办公场所的支出也没有变化。

但从长远来看,远程工作为招聘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一些雇主(如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已经提出,由于员工现在可以住在生活成本更低的地区,因此可以少付薪酬,这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在大多数情况下,关于如何分享远程办公收益的争议将在雇主、员工和工会之间,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常规运作来解决。

但是,另一半无法选择居家办公的劳动力又当如何?尤其是那些大多收入较低、需要依赖人们到办公室工作的服务行业员工,他们的处境又如何?

如果要让远程工作所带来的生产率收益由全社会共享,就需要政府采取大量行动来确保这一点的实现。

最明显的是,求职者津贴标准的提高帮助我们度过了疫情,并未出现许多人预测的自杀率及其他社会困境指标的激增。若恢复为仅能维持贫困水平的失业救济金(即旧的Newstart),将是一场灾难。

我们需要改变支持员工的方式

疫情表明,养老护理等整个经济行业依赖于临时工,他们靠拼凑多份工作维持生计,且无法享受病假等标准待遇。年轻员工尤其面临就业不足的问题,并且在转为长期全职工作时困难重重。

所需要的,既包括扩大由公共资金支持的广泛服务领域(包括养老护理)的就业,也包括扭转临时性和合同制就业的增长趋势。

尽管新冠疫情带来了巨大破坏,但它也让我们对自身以及经济和社会的运作方式有了许多认识。如果我们能汲取这些教训,或许就能从这场灾难中获益,并至少减轻部分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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