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觉得世界同时面临多重挑战，那么您并不孤单——这一切可以用“多重危机”一词来概括。
该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后由历史学家亚当·图兹推广，用以描述多种危机相互汇聚的局面。
在此，图兹解释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以及它如何有助于为这一现象命名。
“如果您一直感到困惑，觉得一切都在同时对您产生影响，那么这并不是一种个人的、私密的体验，”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说，“这实际上是一种集体经历。”
这种经历有一个名称——“多重危机”。它描述的是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以及能源、生活成本和气候危机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个词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的多场小组讨论中频频出现。负责评估地球面临的短期和长期挑战的专家们，在为论坛撰写的《2023年全球风险报告》中发现，多重危机的风险正在上升——“各类不同的危机相互作用，使整体影响远远超过各部分之和”。
图兹，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在达沃斯接受采访，解释了这一词语的起源，以及为何现在使用它可能颇有助益。
以下是他接受《Radio Davos》节目采访的编辑稿。
“多重危机”（polycrisis）一词从何而来？其含义是什么？
亚当·图兹：这一概念最初由一位名为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的法国复杂性理论家提出，随后被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采用。他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于2016年用这一概念描述当时的欧洲治理困境：既要应对希腊债务危机、普京对乌克兰的首次侵略、背景中英国脱欧的隆隆声，还要应对叙利亚难民危机外溢至欧洲的局面。
他想要表达的，也是我认为这一术语仍然有用的原因，是这样一种体验：并非单一危机，也没有单一清晰的逻辑。金融危机[例如]涉及的是抵押支持证券。但这些在表面上似乎彼此无关的事物，在某一时刻同时涌现，并且相互叠加，在政策制定者、企业家、家庭和个人心中形成了一种局面。
例如，新冠危机压倒性地席卷而来，使我们无力应对，质疑自身的身份认同，并且因为我们脚下的根基正同时受到多个方向的冲击，而很难确定自己究竟立足于何处。
当前的多重危机是何时开始的？
亚当·图兹：我认为，完全可以说，当前局势的演变实际上始于2008年。那一年不仅发生了我们都记得的金融危机，还有普京对格鲁吉亚的首次侵略。多哈回合谈判中世界贸易组织的破裂也发生在这一年，它为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令人失望埋下了伏笔。此外，在2008至2009年间，还爆发了一场猪流感疫情。
对我而言，关键在于经济、政治、地缘政治，以及被自然环境反噬。这四者无法归结为一个共同的分母，也无法归结为单一因素。“多重危机”这一术语在描述层面确有实用价值，因为它带有一种笼统概括的性质，其意思是：“看，这里同时发生了太多事情。”而这正是我们试图理清思路的地方。
政策危机是如何产生的？其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
亚当·图兹：20世纪70年代，我们现代格局的许多特征才真正清晰地形成。许多最早的预测——无论是关于新型传染病的预测，还是罗马俱乐部报告中马尔萨斯式的忧患——都可以追溯到50年前的这一时期。这些可以说具有威胁性的诊断，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变为现实。
其关键驱动因素，一方面是以金本位为支撑的经典货币体系的瓦解，这种瓦解以极具戏剧性的方式打开了国际金融的大门。这也是美国在越南战败的时期，是美国与中国在冷战中达成战略妥协的时刻，这些都预示了我们当前更趋多极化的秩序。
正如《罗马俱乐部报告》以及当时各类流行病学专家所表达的，人们日益意识到，二战后真正大幅起飞的经济增长奇迹，也有其负面影响。因此，我们经济增长故事本身的成功，正在制造一系列极为剧烈的风险——既涉及资源与环境承载的边界，也涉及大流行病中人畜共患病毒的变异。埃德加·莫兰，即最早提出这一术语的法国理论家，是典型的20世纪70年代环境警示派分析人士。因此，这一时间线十分吻合。
但看清某件事的轮廓是一回事，认清其现实又是另一回事。而2020至2021年的疫情经历正是这样一场足以令一切停摆的重大冲击，因为它让世界经济戛然而止。我们此前从未做过与之相近的事情——几周之内，全球GDP遭受了15%至20%的冲击。
世界经济论坛如何推动清洁能源转型？
能源与材料中心汇聚各方领袖，帮助他们理解正在重塑能源、材料及工业体系的复杂转型。它提供了一个平台，用以探讨能源安全、可负担性与可持续性之间如何相互交织。
通过跨价值链和跨区域的协作，该中心推动形成共享路径，帮助合作伙伴围绕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从而实现安全、低碳且公平的转型。
人们如何经历多重危机？
亚当·图兹：我们知道，新冠疫情在其之后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健康危机。这是这场冲击最具影响力的遗留问题之一。思考社会与政治危机时，我们无法夸大社会心理学的重要性，个体心理学同样如此。就我个人而言，若没有心理治疗，我无法度过自己的生活。我需要那样一个空间来进行反思、直面恐惧，并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而《Chartbook》对我而言，也是我从事这种思考的一个媒介。它为我提供了一块更宽广的画布，让我能够在其上慢慢筛选、理清思路。
我认为压力正在上升。经历了2020年的一切，你不可能不被自己对理所当然事物的种种假设深深动摇，尤其是年轻人。对于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看着这个世界并说“好吧，我可以休息18个月”，自然是轻松的。但我从女儿的经历中看到，如果你连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都不确定，那种恐慌会更加强烈。这里根本不存在可以让你从中暂停休息的“正常状态”。你二十岁或二十一岁，正在努力弄清楚接下来要做什么。
这是一场巨大的冲击，将在全球社会中持续回响，尤其是在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实际上有数以千万计、乃至全球数以亿计的年轻人，被剥夺了多年的教育、社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因此，这一切极为剧烈。如果我们不在所有这些层面上正视这种多重危机的经历，那就是没有公正地对待它。
多重危机如何影响不同地区？
亚当·图兹：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期间，我一直待在曼哈顿。我深刻地意识到，我们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套公寓里，过着高度庇护的生活，网络条件好到我们所需的程度，还有三间卧室；这与一位平时为我们打扫公寓的女士的处境截然不同。她被困在家中，还要照顾四个孩子，又没有像样的网络条件，而孩子们正试图进行某种形式的线上学习。这仅仅是纽约市内的情况[仅]。
我认为，我们有责任设法涵盖其中存在的巨大梯度与差异。我并非非洲问题专家，但我认为，通过阅读和研究，持续纳入并探讨过去十年三个非洲成功案例的经验，仍然至关重要，这三个案例分别是加纳、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如果以这一视角来看，你会发现这三个国家都身陷困境。这对我们如何理解当下提出了非常深刻的问题。因为美国房地产市场或许能够平安度过，欧元区也可能并不会爆发危机。但加纳正不得不重新谈判其债务，而它对西非而言是一个关键的成功范例，西非将在未来20至30年成为人口中心。
我们如何化解或逆转多重危机？
亚当·图兹：我认为无法逆转。我总是想到一些看似有些琐碎的类比，比如骑自行车。自行车本身天生不稳定，它本应倒下，如果倒了，你就会受伤。但另一方面，如果你学会了如何骑它，它就是天赐之物。这是对现代性挑战的一个很好的比喻。或者谈谈核反应堆：它极其危险，也极其强大。一切都取决于由谁来操控，以及操控的政治。对我而言，这正是我们当前处境的本质。
［英国哲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最有意思的元理论家之一，他探讨了如何应对复杂、相互纠缠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比原本需要的糟糕得多，正是因为政治协调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是一场与我们当下截然不同的多重危机，他试图厘清并裁定：问题中哪些部分应当处理，以及应当如何处理。
他认为，你需要把某些问题移出议程。因此，失业或过高利率的问题可以通过经济政策来解决。他试图提出一套技术性的解决方案，让你能够将这些议题从台面上移开，从而将有限的政治资本——即功能性民主中建立共识的能力——集中于那些更难解决、真正需要政治共识的问题上。在我看来，这为思考我们当下的处境提供了一个范式。
世界经济论坛在推动清洁能源转型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应对当前局面有哪些解决之道？
亚当·图兹：可再生能源正是我们迫切需要抓住的那类解决方案的一个例子。否则，局势将极为严峻，并对我们集体的组织能力构成巨大挑战。从结构上讲，我们应当投入远多得多的资金，以提升我们生产此类解决方案的能力。
德国当前正在发生的一件事，是公共卫生主管部门（它们在2020至2021年间不得不应对新冠危机）与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Bundesnetzagentur，负责调度德国能源系统内能源的机构）之间持续的对话，内容涉及它们如何开展有关节约能源的公共信息宣传活动。因此，在我看来，这正是当前危机时刻真正需要的那种跨部门学习。
问题的性质显然不同，但在两种情况下，都有一些非党派的技术性公共机构，它们隶属于政府体系，却在做出影响民众日常生活的决定。供暖水平、孩子能否正常上学，这些决定彼此相关，专家与专家之间正就如何在民主体制中有效地就此类风险进行沟通展开讨论。这正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跨部门学习。
了解多重危机的概念如何帮助人们？
亚当·图兹：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基本上是一种释然的信息。如果你一直很难把这一切归结为一个共同的分母，那么你并不孤单。如果你想要推行气候中和的议程，却因为供应链出现问题、原材料成本过高，而无法为房屋隔热，那么这就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现实。
这一概念的意义，在于简单地打开那些线索，让你能够开始看到其中的联系。如果你只是阅读报纸或收看新闻，你所接触到的会是一幅拼贴画，它看起来会变得毫无条理、近乎疯狂，以至于你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能信任自己的感官。
多重危机的概念所传达的是：“放松，这其实就是我们当前时代的常态。”我认为，为这种感受赋予一个名称是有益的，它具有疗愈作用。“这是你的恐惧，这是某种从根本上让你痛苦的东西。它可以被称为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