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兼慈善家安德烈·霍夫曼探讨疫情过后，我们与自然以及环境的关系可能如何改变。
他指出，绿色复苏计划往往能带来更高的回报水平，同时确保长期的环境保护。
霍夫曼强调了森林砍伐的风险，因为它会增加人畜共患疾病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可能性。
科学家们几乎毫无疑问：对自然的破坏使人类越来越容易受到疾病暴发的影响，例如新冠肺炎大流行，而该疫情已在全球范围内导致数百万人患病，数十万人死亡，并使无数人的生计遭受重创。它还将阻碍长期经济复苏，因为超过一半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新冠肺炎危机能否成为我们需要的警醒，甚至是我们需要的契机，促使我们转变方向？
尽管一些政治人士声称如此规模的大流行是无法预见的，但许多专家认为，鉴于人畜共患疾病的大量出现（这类疾病由从其他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病原体引起），这场大流行几乎不可避免。目前，超过60%的新发传染病源自动物。
这一趋势与人类活动直接相关。从集约化农业和森林砍伐，到采矿和对野生动物的开发利用，破坏性做法——我们将其视为“照常营业”——使我们与动物的接触日益密切，为疾病溢出创造了理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埃博拉病毒、艾滋病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它们都源自人畜共患病——都是世界未能重视的警示。
但新冠肺炎可能有所不同。毕竟，与其前几次疫情相比，它更清楚地表明，人类健康与繁荣同地球的福祉存在着何等根本的联系，以及这让我们变得多么脆弱。那种认为保护环境会使经济崩溃的论调不仅目光短浅，而且适得其反。正是环境破坏使世界经济陷入停滞。
此外，与以往的近期疾病暴发不同，新冠肺炎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国家干预，全球各国政府都在制定并实施全面的复苏战略。这为我们将环境保护与修复纳入经济体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复苏战略应遵循两项原则。第一，仅靠刺激措施是不够的；在企业和投资者积极参与下制定更完善的环境法规同样至关重要。第二，公共支出的分配应有助于在社会、经济与环境健康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这意味着投资绿色产业，尤其是那些能推动我们更接近循环经济的产业。
诸如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尼古拉斯·斯特恩等主要经济学家已发现，与传统财政刺激相比，绿色复苏计划将带来高得多的回报率、更多的短期就业机会以及更优越的长期成本节约。例如，建设清洁能源基础设施（这是一项尤其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活动）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是化石燃料投资的两倍（按每美元计）。
其他优先事项包括投资自然资本，例如大规模修复森林生态系统。这将带来诸多宝贵益处，包括增强生物多样性、减缓洪涝灾害，以及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为辅助此类努力，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对加剧自然与气候危机的放贷行为承担责任。
部分决策者已认识到这一必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发布了绿色复苏的宏观指导意见，其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已呼吁为企业纾困附加环境条件。法国政府已在推行此类做法。
此外，欧盟正在制定绿色新冠肺炎复苏计划，以补充其《欧洲绿色协议》，该协议旨在恢复生物多样性并加快向零碳经济转型。近期，由180名欧洲政界人士、企业、工会、倡导团体和智库组成的团体发布了一封公开信，敦促欧盟领导人采取绿色刺激措施。
然而，要实现可持续的全球复苏，还将有更多政府必须采纳绿色复苏政策。而到目前为止，许多政府的做法恰恰相反，将资源投向对环境具有破坏性的行业和活动。
例如，根据斯蒂格利茨和斯特恩参与的研究，无条件的航空公司纾困在经济影响、速度和气候指标方面表现最差。然而，数十亿美元仍在被输送给航空公司，且往往附加很少的条件。
事实上，根据近期发布的一份《绿色刺激指数》报告，在16个主要经济体迄今实施的刺激支出中，超过四分之一可能造成严重且持久的环境损害。一些国家，例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府，还放宽了现有环境规则，以帮助主要污染者复苏。
这种做法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切勿忘记，就在疫情暴发前，各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野火和毁灭性洪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引发此类灾害的极端天气事件将变得更加频繁、更为严重。
政治人士和既得利益集团可能试图转移人们对未来挑战的注意力。但这无法阻止未来的危机；危机也绝不会因为新冠肺炎复苏尚未完成而推迟到来。恰恰相反，一旦回到照常营业的老路，危机可能加速到来。
我们不能继续在一场危机之后又一场危机中疲于应付，而应从今天起构建更具韧性的体系。将环境保护与修复置于新冠肺炎复苏的核心，正是最佳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