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弗莱明于1928年发现青霉素，这一发现常被描述为一次偶然的幸运：一名粗心的研究者度假时，把一皿细菌培养物敞开放在实验台上，落在其中的霉菌杀死了细菌——幸运的弗莱明因此可以说自己拯救了世界。
这绝非单纯的偶然。事实上，这位苏格兰医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寻找抗微生物制剂。然而，弗莱明未能开发出这种药物，因为他发现提纯难度太大。十多年后，牛津的霍华德·弗洛里、恩斯特·钱恩和诺曼·希特利接手了这项工作，而战争的迫切需要推动了研究进展。
首位接受青霉素治疗的患者是一名警察，名叫阿尔伯特·亚历山大警员。根据广为流传的说法，1940年初秋，亚历山大在牛津郡风景如画的小村庄伍顿的警察宿舍花园里修剪玫瑰时被刺伤，随后患上了败血症。
研究人员认为可以在人身上测试青霉素时——他们已经治愈了小鼠感染，并在一名病入膏肓的志愿者身上证明了其安全性——亚历山大的病情已迅速恶化。他当时住在牛津的拉德克利夫医院，浑身长满脓肿，而且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
他先接受了200 mg青霉素，随后连续五天每三小时再接受300 mg。他的短期康复令人惊讶。然而，最初的青霉素制剂排出体外的速度极快，弗洛里把他们的任务比作塞子拔掉后还要给浴缸注水。这也说明了为何需要频繁重复给药。
患者的尿液被收集起来，迅速送往威廉·邓恩爵士病理学学院的青霉素生产部门，钱恩在那里竭力提纯排出的药物以供再用。但他回收的药物不够。亚历山大的病情复发，最终去世。
然而，他短暂的好转帮助青霉素团队相信，只要能制备出足够的药物，就有可能治好他。
弗洛里与希特利一同前往美国。在那里，弗洛里说服了几家大型制药公司（包括默克、E R Squibb & Sons、Charles Pfizer & Co.和Lederle Laboratories）扩大生产规模。这使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数千名盟军士兵得以从战场伤口中幸存，并接受包括淋病在内的性传播感染治疗。这项工作开启了抗生素革命。
最近，我的一位年长姑妈给我讲起她的一位老朋友希拉·勒布朗的故事。希拉是亚历山大警员的女儿。更令人惊讶的是，她至今仍然健在，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
我给希拉发了邮件，问了一些问题。她解释说，父亲于1941年去世后，由于母亲伊迪丝需要工作，她和弟弟被送到萨里郡南部省警察孤儿院照料。
20世纪50年代，希拉爱上了一名美国军人。他们结婚后迁居美国，她如今在那里生活了60多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希拉的家人才发现阿尔伯特·亚历山大在医学史注脚中的角色：一名德国记者来到伊迪丝·亚历山大的家门口，索要青霉素首位患者的照片。
事实证明，那株声名狼藉的玫瑰丛只是杜撰的故事，不过希拉记得警察宿舍确实有一座美丽的玫瑰园。亚历山大嘴边那处致命伤口，是他在南安普敦遭遇德国空袭时留下的；当时他被派驻当地，在1940年11月南安普敦大轰炸期间维持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