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以来，中国官员一直与移动支付服务支付宝和即时通信服务微信合作，推出一种新型虚拟通行证。
这些应用根据用户的国家签发身份证号码、住址、旅行史和自我申报的健康状况，评估其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
系统会为他们发放“健康码”或“颜色码”：绿色表示可以正常通行，红色表示需要隔离；凭码即可进入商店。
近半个世纪前，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称传染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是一种消弭阶级与社会差异的熔炉，能够在推动创新的同时，锻造整个制度和文化。
许多此类创新——隔离措施是最明显的例子——都聚焦于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如何识别潜在携带者并防止他们传播疾病？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这个互联且智能手机普及的世界，各个社会转向数字技术，以现代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自2月初以来，中国各地的地方官员一直与两款中国最普及应用的开发团队合作——移动支付服务支付宝和即时通信服务微信——推出一种新型虚拟通行证，又称“健康码”或“颜色码”。
尽管各地的具体实施方式有所不同，这些应用通常声称能够根据用户的国家签发身份证号码、住址、旅行史和自我申报的健康状况，评估其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随后，系统会为用户分配相应的二维码和颜色：通常绿色表示可以正常通行，黄色表示隔离七天或更短时间，红色表示隔离14天。系统启用后，商店、公共交通站点和办公室可能会要求居民出示或扫描相应码，才允许其进入。
多年来，我们已习惯看到摄像头遍布公共场所，也习惯了机械地点击在线隐私政策中的“接受”。但颜色码引发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疫情后的世界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我担心，这些码可能会在这场初期危机过去很久后仍然存在，一边声称要消除恐惧，一边又加深我们的恐惧。
“颜色码系统的推出，实际上是为了放宽对个人的限制，而不是收紧限制。”
蔡逸能，编辑
尽管颜色码系统让人联想到监控，但它的推出实际上是为了放宽对个人的限制，而不是收紧限制。传统上，中国依靠以社区为基础的“网格化管理”来规范人口流动。疫情初期，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手动收集居民个人信息，并评估其感染风险。
网格管理人员自行开展工作时，会收集大量数据，其中并非所有信息都相关。据媒体报道，居民有时会被问及一些不太相关的问题，例如婚姻状况、血型，甚至身高。有些社区更进一步，实行“强硬”隔离规定，并禁止外来人员、租户，或身份证显示其来自疫情暴发中心的人进入社区，即使他们已经多年没有回去过。
相比之下，颜色码系统为信息收集设定了统一标准，将风险评估权从基层单位转交给区级、市级或省级决策者。
一位常驻杭州的科技从业者告诉我：“出示颜色码让我感觉比测体温稍微自在一些。”3月初他返回杭州时，只需出示颜色码就能进入自己居住的社区——这比网格管理人员测体温、盘问旅行史的门槛低得多。
至于隐私问题，另一位杭州居民认为，事已至此，为时已晚。杭州是中国东部著名的科技中心，也是全国第一个推出颜色码系统的城市。她说：“我们的数据已经在被收集。扫描一个码或许能让事情更方便。”
谈到这项技术，我认为自己是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正如上面提到的那位女士所说，这些应用主要是将散落在官僚体系各处的信息上传到一个数据库，从而集中管理。
颜色码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它们今天收集了什么数据，而在于明天可能如何使用这些数据。这项技术很容易被用于过去人们理所当然认为安全的场景，迫使我们一次又一次证明自己没有危害。
对恐怖主义的恐惧让金属探测器和X光检查成为日常通勤的一部分，但新冠病毒似乎大幅扩大了我们所处事实上的紧急状态的范围。如今，任何地方和任何人都可能不安全，居民社区、咖啡馆和办公室都觉得有理由要求我们证明自己的健康状况。
拥抱技术手段控制疫情的不只有中国大陆。香港已开始要求入境人员佩戴追踪手环，以确保遵守隔离规定；韩国正使用手机应用追踪病毒携带者的行踪；美国政府则已与Facebook和谷歌讨论利用位置数据核实人们是否保持社交距离。
世界各地广泛采取这些及其他措施，体现了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特征：社会动员起来，不断应对从核灾难到恐怖主义等不确定威胁。风险社会塑造的不只是我们的制度，也影响人们的思想，让人们对安全产生永无止境的需求，同时使他们相信，为了保障安全，应赋予制度和技术越来越大的权力。正如贝克以及后来的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所指出的，风险社会往往会催生新的威胁。
将安全置于一切之上是有代价的。数字化风险管理的基本逻辑，是给个人贴上标签，并将其转化为可分析的数据。然而，尽管这些项目披着高科技的外衣，它们往往会重现我们自身的偏见和盲点。例如，武汉结束隔离后，颜色码被用来决定谁可以离开武汉中心城区。但至少有一名记者发现，依赖该系统导致许多没有智能手机的居民无法乘火车离开这座城市，即便他们持有证明健康状况的官方文件。
“新冠病毒似乎大幅扩大了我们所处事实上的紧急状态的范围。”
蔡逸能，编辑
恐惧一旦被煽动起来，也很少会消散。三十年前，中国政府禁止乙肝病毒携带者从事被认为对健康状况有要求的工作，包括餐饮服务。此后多年，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雇主开始要求求职者接受乙肝检测。政府直到面对一波诉讼后才禁止这种做法；即便如此，它仍在一些地方延续下来。
颜色码系统已经出现了功能逐渐扩大的迹象。中国的封闭式社区一直是落实防控措施最积极的场所之一。然而，即使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地方政府下调应急响应级别，许多这样的“城中之城”仍不愿取消对访客不必要的检查。
有意竞标政府合同的科技公司有很强的动力配合。近年来，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一直寻求将自身重新塑造成高效、精通科技的形象；颜色码只是公私合作的最新案例之一。此类合作还带来了“智慧校园”项目、人脸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人脸识别以及许多政府数据库和服务的数字化。危机结束后，这些商业动力并不会随之消失：当前疫情平息后，供应商仍会绞尽脑汁寻找并宣扬下一种威胁，即使这意味着不断加剧人们的风险感和危险感。
根据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月发布的一份通知，为疾病预防目的收集个人信息应“严格控制在最低限度”，并且“通常应避免针对特定地区人员，以防止形成事实上的歧视”。中国政府应更明确地表明，这些疫情监测系统只是临时措施，只能用于其原本目的：便利人员流动，免除繁琐的健康检查。应要求企业公开红、黄、绿码的分配标准，限制使用这些码的情形，并确保疫情结束后废弃相关系统和数据。
这场疫情——但愿如此——终将过去。然而，只有当我们也放下新冠病毒带来的恐惧，以及恐惧引发的对个人过度监管，它才算真正成为过去。这意味着不再根据所谓的风险等级给人们标注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