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门是众多抗疫英雄之一。作为救护服务团队的一名医生，她连续值守24小时，前往患者家中为疑似感染者提供帮助，或将危重病例送往医院。但卡门还有一个特点让她与众不同：她是一名寻求庇护者。
世界各地拥有医学资质的难民、寻求庇护者和移民正在履职——从伊拉克心脏病专家在亚特兰大照料邻居和患者，到叙利亚教师清洁医院病房在伦敦工作，再到现于利马救治生命的委内瑞拉医生卡门。
而抗疫一线人员也需要后援：难民制作肥皂和个人防护装备、为医护人员烹制免费餐食、在信息中心值守，加入大规模志愿服务行动，为所在社区贡献力量。
突然之间，流离失所者的出身和法律身份似乎远不如他们能够为我们共同面临的困境贡献的技能、知识和经验重要。这些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故事说明，当人们能够运用自己的技能、知识和经验时会发生什么：人人都能从中受益。
陷入困境
然而，被迫逃离祖国的数百万人中，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已跨越国际边界的2590万难民，都陷入了就业困境。受过高等培训的专业人士发现自己的资历不被认可。转换或更新资历，要么在官僚程序上难以实现，要么取决于能否接受教育和培训——而难民往往无法获得这些机会。
曾经经营兴旺企业的难民发现，很难获得创办新企业所需的许可证，或被拒绝租用零售场所。即使在允许难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50%国家中，行动自由、财产权、技能培训机会等一系列其他限制，也使他们几乎不可能找到可持续、稳定且薪酬合理的工作。
一些难民打破了这一困境，例如如今在宾夕法尼亚州工作的前利比里亚难民护士，以及在英国重新取得医生资格的伊拉克难民；一项开创性计划帮助他重新取得资格，以缓解该国医疗服务体系的压力。
但发挥难民力量的原则应适用于整个劳动力市场，而不应仅限于医疗卫生领域。在疫情期间迎来国际劳动节之际，农作物仍需收割，物资仍需运输，应急工作人员的子女仍需照料，货架仍需补货，收银岗位仍需有人值守。新冠疫情让“必要工作人员”这一说法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挺身而出，主动提供服务。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记住，约85%的难民生活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随着新冠疫情蔓延，数百万人生活在城市贫困线上，依赖临时、不稳定的工作；一旦行动限制使这些工作无法继续，他们就可能陷入贫困。
他们将无力支付房租和食品开支。原本已难以应付的基础卫生系统将承受更大压力。如果我们的目标确实是在危机过后“重建得更好”，那么帮助这些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并通过急需的投资提振劳动力市场，都是不错的起点。收容社区和流离失所者都将从中受益。
难民能够作出重要贡献，如今已显而易见。赋予他们劳动权利，让他们充分发挥潜力，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这将加强我们的卫生系统、粮食安全、社区照护，以及社会赖以运转的无数其他职能。
各国应全面改革劳动法，始终赋予难民工作权，而不应只在危机期间如此。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所言：“获得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是对难民及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长期、可持续地作出应对的最重要策略。”
全面参与收容国的生活，能够增强难民的自立能力，扩大消费者和纳税人群体，促进社会凝聚力，并为弱势群体带来更多援助。
逃离委内瑞拉后，卡门花了两年多时间做服务员、接待员和销售助理，直到联合国难民署和一家委内瑞拉非政府组织帮助她在秘鲁认证了医学资历。她的故事说明，排斥她这样的人才、活力和勇气是多么适得其反。
变革需要政治领导力、胆识和远见——但只要我们承担得起短期成本，就能收获长期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