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地区，COVID-19对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群体的冲击最为严重，这使得医疗保健领域的种族主义重新受到关注。
在19世纪，黑人被视为“种族不同”，这一观念被用来为歧视辩护。
在20世纪，医学种族主义变得更加“系统化”，例如，黑人未被告知某些实验的真实性质。
如今，医疗算法被指控存在种族主义，系统性的住房不平等也持续导致不良的健康结果。
如果您在美国是黑人或拉丁裔，您因COVID-19死亡的可能性几乎是其他人的两倍。
这是《纽约时报》对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数据还显示，美洲原住民因该疾病住院的可能性更高，高于其他族裔群体。
在英国，情况也大致相似。官方数据显示，黑人因COVID-19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的1.9倍。在法国，感染率数据并未按族裔收集，但一些医学专家认为其趋势可能与此相似。
这些模式使人们关注到少数族裔群体长期面临的健康不平等问题。从艾滋病毒/艾滋病和癌症到产前护理，乃至截肢，研究表明，美国及其他地区的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BIPOC）更容易受到影响，且接受正确治疗的可能性更低。
内隐偏见（即人们在无意识中受到偏见或刻板印象影响）可能在这些不平等中起到一定作用。在例如在美国，只有4%的医生是黑人，而黑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为13%。多项研究表明，医生可能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对BIPOC患者持有负面刻板印象，这可能使医患互动变得不愉快，并影响所提供的治疗。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不平等源于由来已久的结构性或公然的种族主义，其历史可追溯至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前。以下是其发展历程。
“种族差异”
纵观历史，医学种族主义常常基于一种谬论，即黑人拥有不同且低劣的身体。
为证明这一观点而进行的实验故事令人读来心情沉重。
颅相学便是其中一例，这种在19世纪欧洲和美国流行的观念认为，性格特征可以通过不同形状的头骨来解读。黑人天生顺从的观念曾被一些奴隶主用来为其贩卖奴隶的行为辩护。
肺活量计是当今世界各地普遍使用的一种医疗设备，它也讲述了一段关于种族差异的故事。它用于测量肺活量，在美国内战期间被用于研究北方联邦军士兵的身体。医生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黑人士兵的身体素质较差，因为白人士兵的肺活量更高。
时至今日，肺活量计通常会进行“种族校正”。研究人员表示，历史表明这种做法可能体现了内隐偏见、歧视和种族主义，并掩盖了经济和环境因素。
欺骗与错误信息
20世纪early初，黑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用于医学实验。其中最恶劣的例子之一是塔斯基吉研究。
1932年，美国政府研究人员在阿拉巴马州招募了600名贫困的黑人男性参与梅毒研究。该广告称：“免费血液检测；免费治疗”。然而，研究组中患有梅毒的399人从未接受治疗，他们只是被观察直至死亡。而他们及其家人从未被告知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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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公正有着漫长的历史：直到1972年该研究被曝光，它才最终被停止。
未经同意的取用
美国历史还提供了另一个未经同意进行实验的著名例子。
1951年，年仅30岁的非裔美国女性亨丽埃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在医院被确诊患有一种侵袭性宫颈癌。她因该疾病去世，但癌细胞却得以留存。
这些癌细胞被大规模培养，并被称为“HeLa”细胞系。这些“永生”细胞对医学突破至关重要，包括脊髓灰质炎疫苗、癌症治疗和体外受精技术。它们甚至被送入过太空，而且至今仍可购买。
但这些细胞是在她或其家人毫不知情、也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取用的。那么，这是否属于医学种族主义？
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无论种族如何，人们普遍不会征求家庭成员的同意。但这并非唯一的情况。“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回到她的子女身边对他们进行研究时——我认为正是在那一刻，种族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拉克斯的传记作者丽贝卡·斯克卢特（Rebecca Skloot）对《国家地理》如是说。
数字歧视
在20世纪的历史中，全球医学领域的一大趋势是利用计算机管理医疗保健。然而，医疗软件也可能存在种族主义。
2019年，一种用于管理美国2亿人医疗保健的算法被发现存在系统性地歧视黑人的问题。根据发表于《科学》期刊的研究，自我认定为黑人的人在计算机评估中获得的风险评分低于白人同类人群，导致他们获得的医疗转诊较少。
计算机之所以似乎向黑人提供较少的转诊，是因为他们的平均年度医疗费用低于白人患者（尽管黑人患者的病情更为严重）。
这可能是因为黑人对医疗保健系统的信任度较低，这是“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一个例子，即整个系统在无意或有意间对特定群体不利。研究人员还指出，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直接种族歧视也可能起到一定作用。
近年来，人们对系统性歧视的认识不断加深，它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力量，使低收入人群被困在健康状况更差的环境中——例如，居住在污染更严重的社区，呼吸更脏的空气。
然而，正如COVID-19所表明的那样，系统性种族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歧视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并且致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