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正与生物制药行业在新冠疫苗方面开展合作。
尽管日本没有自主研发的新冠疫苗，但日本社会如今受益于全球行业的能力：将mRNA等平台技术多年的研究和投资，成功转化为抗击疫情的救命产品。
但日本仍有更多可以做的事情，即与全球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行业携手合作，成为世界领先者，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技术基础，但如果缺乏可预期且友好的政策环境，生物制药行业便无法蓬勃发展，日本也就难以成为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领域的世界领先者。
日本生物制药行业竞争力的不足，从其缺乏自主研发的新冠疫苗中可见一斑，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政策环境向那些有意在日本开发创新药物的投资者发出了错误信号。
例如，近年来日本对药品定价规则进行了56项调整，给本土和国际生物技术公司带来了显著的不确定性。这些调整日益变得突然且不透明，事先通知有限，也几乎没有公开征求意见的机会。
多项相互重叠的规则并行实施，造成市场动荡，企业屡次因供应条款的重大修订而措手不及。这是一些政府对卫生供应商施加苛刻要求的令人担忧的趋势。其他例子包括加拿大对其专利药品价格审查委员会指南的修订，以及韩国不透明的报销做法。
日本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危机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挑战、维持医疗体系运转的同时，却异乎寻常地将药品列为其所谓医疗“节约”的主要对象。75%的节约成本来自药品，而药品在日本医疗支出中仅占约20%，社会保障体系内实现的节约成本中有相当大比例出自于此。无论这一策略在短期财政上有何益处，它都对日本在高风险、高成本的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领域的长期投资环境产生了寒蝉效应。
美国来源的对日外国直接投资（FDI）仅增长了16%（2010年至2019年间），同期中国增长了97%，新加坡增长了180%，而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是经合组织中最低的经合组织中最低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制药研发领域的企业投资自2013年以来，以每年1%的速度在日本下降。
在当前形势下，任何增加日本药物研究、临床开发或商业化能力投资的决定都将受到密切审视。另一种可能是，日本在全球生命科学竞赛中可能进一步落后于其邻国。
日本不确定的政策环境也削弱了推动医疗创新以服务患者的努力。十多年前，日本政府在改善监管环境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针对新药，成功消除了“药物滞后”现象，此前日本患者获得有价值药物的时间比美国和欧洲患者晚了许多年。
日本政策环境当前的不稳定性使这一进展面临风险，因为新药和适应症可能只能在更稳定的市场推出后才能在日本上市。目前在研的新药管线以新技术为主：不仅包括先进的生物制剂，还包括基因疗法和细胞疗法。日本现有的医疗体系难以评估这些药物的价值，并且在其监管机构日本医药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PMDA）批准后，难以让这些药物及时惠及日本患者。
日本越来越多地采用不透明的成本控制措施，还产生了其他全球性影响。在新冠疫情后各国都在努力实现更好的重建，同时为未来威胁做准备，要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健康挑战，就需要不断扩大的新药和疫苗组合，而这些药物和疫苗的研发需要时间和资金。
例如，mRNA平台技术是多年研究以及全球生物制药生态系统中长期且高度不确定投资的成果，这些投资催生了抗击当今新冠危机的救命产品。但日本首先需要在医疗行业内更公平地平衡其财政压力，解决其医疗服务体系中的实际低效问题，同时推动其创新生命科学行业发展。日本确实具备这样的条件，并且拥有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大部分技术。
一个良好的第一步是召集所有利益相关方，共同探讨在支持生物技术研究蓬勃发展生态系统的同时，实现更好医疗的最佳途径。这应包括估值和报销流程，以切实激励创新，尤其是最先进技术的创新。
此后实施改革的任何过程都应保持透明并广泛征求意见。随着美国和日本在近期发布的《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中所宣布的，两国正努力深化生物技术研究与技术开发方面的合作，我们行业将继续开展协作，创造必要条件，为日本及全球的患者和社区带来最佳成果。
BIO正在编写一份报告，提出日本如何能够做得更多，以促进公共健康，并成为创新型全球生命科学行业的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