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封锁，社交互动与社区行动正对心理健康和幸福感产生重大影响。
与朋友、家人、工作场所和公共生活的隔离，可能推动人们转向一种更加社会化、更加面向外部的幸福观。
随着世界各地的封锁逐步放松或结束，很明显，新冠疫情危机已将种族、性别和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凸显出来。“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表明，回归“照常营业”的做法将遭到强烈反对。英国皇家艺术学会（RSA）委托YouGov于4月封锁最严格时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仅9%的英国公民希望生活恢复到此前的状态。
在整个封锁期间，人们的心理健康一直备受关注，这是理所应当的。但随着大量报道显示我们的集体幸福感有所下降，或许正在变化的是我们在疫情期间所体验到的“幸福”感。
我们对幸福的理解——在当代心理学和经济学中通常被称为“主观幸福感”——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并因文化而异。例如，在启蒙运动之前，基督教牧师传统认为幸福是在来世才能体验到的东西，须通过祈祷和服从上帝来确保。
看待幸福的两种方式
关于幸福的两种较新的观点由美国社会学家萨姆·宾克利提出，并与治理体系相关联。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或“福利主义”幸福观主张，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以及社会内部的紧密纽带会带来幸福。这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当时许多西方民主国家推行的社会公民权利相联系，这些国家试图通过再分配税收、住房权、医疗保健权以及为失业者提供的安全网，来重新平衡资本主义的不平等。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西洋两岸的新自由主义政府持续削弱福利供给。一种新的个人主义幸福观由此出现，认为幸福可以通过调整态度和行为以及有策略地经营人际关系来增进。近来，许多西方国家对推广和衡量公民幸福的兴趣，标志着一个重要转变：从推动结构性手段以确保集体幸福，转向聚焦个人层面的政策。
这种政治上对幸福的关注，得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新学科积极心理学的支持。该学科提出一种幸福观，认为幸福可以被专业地计算、科学地测量并加以提升。近期研究支持这样一种观点：人们如今将幸福理解为一种向内求索的事业。当被要求思考自己的主观幸福感时，受试者关注的是自身感受、工作和人际关系等信息，而很少想到为世界做出贡献。
通过有意识的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幸福，这一想法无疑颇具吸引力，但存在日益增多的批评，认为积极心理学。如果认为幸福取决于一个人的态度及其对自身处境的理解，而非处境本身，那么诸如不公、边缘化、债务、低薪剥削和生活成本上升等重大社会问题，就会被简单地转化为个人自我照顾的问题。随笔作家兼活动人士芭芭拉·埃伦赖希指出了这种归咎于受害者的潜在风险。她撰文描述了积极心理学话语在美国企业中被广泛使用的情况，例如向被裁员的员工提供的“积极心态培训”。
钟摆正在摆回？
这两种不同的幸福观对我们如何理解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具有深远影响。“福利主义”路径将人视为相互依存的存在，与彼此的福祉从根本上紧密相连。而个人主义的化身则将自我视为一项独立的、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而不断改善的“进行中的工程”。
通过为我的研究所做的访谈，我发现，尽管人们在谈论自己及生活时会同时借鉴这两种幸福观，但将幸福视为个人项目的个人主义观念十分普遍。许多受访者谈到“努力经营自己的幸福”，通过调整态度、做出“正确”的选择以及练习正念，将自己塑造为成功且负责任的公民。
然而，自全球封锁以来，“负责任”的公民身份似乎与建设社区和彼此关照的联系更加紧密。政府于6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73%的英国居民确信，在疫情期间他们可以向社区中的他人寻求帮助，81%的人认为人们比疫情暴发前更多地帮助他人。
与朋友和家人、工作场所以及公共生活的隔离，可能已经推动人们转向一种更加社会化、更加面向外部的幸福观。许多人或许是第一次感受到失业或收入减少带来的不安全感。与此同时，我们对关键岗位工作者的依赖，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也变得难以忽视。
“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或许也体现了一种更加面向外部的幸福理解。正如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论证的那样，如果“不参与公共权力、不分享公共权力”，人便无法获得幸福或自由。为理解我们对幸福与个人福祉的关注，与同时出现的抑郁和焦虑增长之间的悖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作家兼学者琳恩·西格尔在其著作《激进的幸福》中主张，应当在他人身上寻求满足感，并提出社区行动主义是对那些使人与社会世界隔绝的个人化幸福技巧的有力解药。
因此，当世界重新回到购物、旅行和消费之中时，我们也重新面临日益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失业和债务问题。面对这些，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互助团体、重新焕发的社区意识与行动主义，以及更加面向外部的幸福观能够持续发展并蓬勃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