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日益意识到，全球卫生研究偏向西方男性
Lancet Global Health和BMJ Global Health等期刊已承诺在性别以及中低收入国家专业人才的代表性方面实现均衡
全球卫生领域源于殖民医学与军事医学、热带医学和国际卫生，虽然正在朝着更好的方向演变，但研究表明，全球卫生仍在努力摆脱其殖民历史。
公平是全球卫生的核心。然而，研究表明，全球卫生研究人员、资助方和期刊并未在公平、多元与包容方面言行一致。
全球卫生研究由资助方和机构推动，这些机构由来自全球北方的专家主导。一项对198家全球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近90%的组织总部位于北美或西欧，且董事会由男性主导。
人们日益关注“safari”或“降落伞”式研究及其负面后果。近期，让-雅克·穆延贝（Jean-Jacques Muyembe）的故事，他是发现埃博拉病毒却long未获得太多认可的刚果医生直到今天才被广泛关注，是一个醒目但或许极端的例子。
即使研究是合作完成的，在作者身份和包容性方面仍存在问题。
Rose Mbaye、Yap Boum及来自罗切斯特大学、无国界医生组织等机构的同事对非洲开展的艾滋病、疟疾、结核病、沙门氏菌病、埃博拉和布鲁里溃疡研究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非洲作者的代表性严重不足（以第一作者和末位作者身份）。这些作者位置往往最受瞩目，也最能获得认可。
Bethany Hedt-Gauthier、Jimmy Volmink及来自哈佛医学院、斯泰伦博斯大学等机构的同事进行了类似分析。他们发现，在非洲健康相关论文中，超过50%的所有合著者和第一作者来自论文研究的国家。但如果任何合著者来自美国、加拿大或欧洲，则非洲作者的整体代表性会下降，尤其是在第一作者和末位作者位置上。当合作者来自美国大学时，这种情况最为常见。
来自特定全球卫生期刊（如Lancet Global Health）的趋势，以及特定研究领域（如儿科学和孕产妇健康）的研究，均证实了中低收入国家作者代表性不足的这一发现。
谁在编辑研究？
由于编辑充当把关人，谁来编辑研究非常重要。在一项近期研究中，我们考察了12种主要全球卫生期刊的编辑和编委会成员构成，以评估多元化与包容性。在所有期刊中，仅三分之一的编辑为女性，三分之一的编辑来自中低收入国家。仅十分之一的编辑是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女性。在这12种期刊中，除两种外，其余均由美国或欧洲的机构管理。
研究人员Soumyadeep Bhaumik和Jagnoor Jagnoor对27种专业全球卫生期刊进行了更广泛的分析，结果显示，60%的编辑为男性，70%的编辑来自高收入国家。27种期刊中，除一种外，其余均在高收入国家出版。
鉴于这些发现，不难理解为何完全由当地专家撰写的中低收入国家研究论文很少能发表在高影响力期刊上。
揭示并应对不平等问题
编委会多元化方面的部分问题可以迅速解决。
事实上，Lancet Global Health和BMJ Global Health等期刊已承诺在性别以及中低收入国家专业人才的代表性方面实现均衡。我希望其他全球卫生期刊也能效仿。
但问题的深层还有更多，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远不止重新调整编委会。我们需要共同提出并回答一些棘手的问题，例如：为何在2019年，大多数全球卫生期刊和资助方总部设在伦敦、纽约、日内瓦和西雅图，并由殖民时代遗留的机构运营？
在此背景下，BMJ Global Health编辑Seye Abimbola撰写了一篇重要文章，题为“The Foreign Gaze”，文中他试图剖析学术全球卫生领域的失衡现象。
Abimbola引用Toni Morrison的话开篇，她写道：“没有白人的凝视，我们的生活便毫无意义、缺乏深度。而我的整个写作生涯，都在努力确保白人的凝视不成为我任何一本书中的主导视角。”通过拒绝“白人凝视”，Morrison帮助黑人在自己的故事中看见自己。
Abimbola认为，学术全球卫生的核心同样存在类似的凝视问题。他更倾向于用“外国”一词取代“白人”。
据Abimbola所言，若仅追求作者名单上的代表性，而不触及这些失衡所体现的殖民态度与做法，全球卫生领域解决作者失衡问题的努力便是不完整的。
他的论文指出，这些殖民态度与做法主要体现在三个重要方面：
外国专家撰写本地议题时，未承认其真正的受众究竟如何、为何并非本地专家，而是其他外国专家。
外国专家本意为本地专家撰写，却未承认自身对本地实际情况所能了解的局限性。
本地专家为外国受众撰写，却未承认这一想象中的受众如何影响其研究对象与写作内容。
外国专家撰写本地议题时，未承认其真正的受众究竟如何、为何并非本地专家，而是其他外国专家。
外国专家本意为本地专家撰写，却未承认自身对本地实际情况所能了解的局限性。
本地专家为外国受众撰写，却未承认这一想象中的受众如何影响其研究对象与写作内容。
“全球卫生很容易屈从于殖民条件的塑造。因此，我们作为作者，必须更加意识到这些往往微妙但影响深远的选择，并且足够自由地公开谈论它们，”他说。外国视角可能有其正当作用，但应当予以明确讨论。
我在印度完成了医学学习和住院医师培训。培训期间，有几位外国学生来我们这里进行短期项目。他们发表了自己的研究，而我们当地人却很少发表。读完Abimbola的论文后，我现在明白，我们当时的挫败感源于“外国凝视”问题。
如今，我是一名居住在加拿大的“外国专家”。我意识到，我需要更多地反思自己所做的选择，当情况并不需要外国凝视，或外国凝视实际上可能阻碍在实地取得真正进展时，我应当“退后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