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群体受新冠危机经济后果的影响最大。
新冠疫情正在削弱企业进行战略性投资的能力和意愿。
企业和政府需要调配资源，保障人民和经济沿着更可持续的道路实现一场伟大重置。
2020年的新冠疫情以及社会和经济应对措施正在加剧社会不平等，并阻碍企业和政府对可持续发展进行战略性的长期投资。Misum（Mistra可持续市场中心）即将发表的跨学科章节《可持续发展、新冠疫情与保持长远关注》收录于《瑞典共渡危机》一书，重点探讨全球应对疫情的举措如何减缓了联合国于2015年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
新冠疫情与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危机爆发仅数月之内，性别和社会不平等因多种原因明显加剧。在一项对英国消费数据的研究中，伦敦商学院经济学家保罗·苏里科（Paolo Surico）及其同事报告称，低收入群体受危机经济后果的影响最为严重。原因之一可能在于，高收入者和高技能员工似乎比低收入、低技能工人更能在家办公。疫情还对女性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因为她们占医疗和服务护理工作者的多数，且工作时间更长、感染风险也更高。此外，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最新数据，至少15亿名学生所在的学校和大学已经关闭，疫情也正在加剧机会不平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数据。
对2014至2015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研究表明，新冠疫情的健康和社会代价在新兴市场将比发达国家更高。一项对塞拉利昂的调查显示，在埃博拉危机期间，非农业非正规部门受打击最为严重，收入下降了54%，女性企业家受到的影响尤为突出。同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估计，2014至2015年埃博拉危机可能使500万名儿童失去了一年的教育机会。许多儿童再也没有返回学校。家庭因收入冲击而让子女退学，有时是为了增加童工的劳动量。更糟的是，负担在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的分配也并不均衡在各家庭之间。
在许多情况下，女童承担了更多的代价：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和乌干达，收入冲击会对社会经济结果产生负面影响，包括教育成就，且仅针对妇女和女童。塞拉利昂某一地区的估计显示，疫情期间的死亡人数是前一年的3.4倍，其中42%发生在五岁以下儿童身上。在所有这些死亡中，仅有2%归因于埃博拉。
印度也已出现类似趋势，新冠疫情爆发后，婴儿和孕产妇保健服务的使用率显著下降。需要继续将那些鼓励并使公民能够维持公共卫生投入的安全措施（如免疫接种、产前护理及其他医疗保健需求）纳入议程，以减少疫情期间间接及不必要的死亡人数。国际社会需要提供协调一致的支持，以遏制此类负面社会经济影响在低收入国家进一步蔓延。
新冠疫情正在抑制战略性的长期投资
除社会不平等加剧之外，疫情暴露了我们经济体系相互关联的脆弱性。我们预计，新冠疫情将削弱企业进行战略性投资的能力和意愿，从而对向更可持续市场的转型产生负面影响。
第一个原因是现金流螺旋框架。疫情导致家庭需求大幅下降，致使企业现金流枯竭，可能使其陷入违约，进而导致工人失业，并进一步压低家庭需求。新冠危机还使生产（供给）陷入停滞，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负面的现金流螺旋。在中国——首个经历完整疫情周期的国家——这一现象已经显现：制造商正面临封锁影响与随后客户需求下降的双重冲击。
第二种机制是短期主义，它也会对即便现金充裕的企业进行长期投资的意愿产生负面影响。企业决策者有时在投资者压力下，将短期危机管理置于长期价值之上。例如，孟加拉国服装行业有超过100万名工人因外国企业削减订单而面临失业。一些主要品牌（如H&M和Inditex等）从孟加拉国采购了大量服装，它们同意为当前订单向供应商付款，即便这些服装可能无法售出，目的是维持与供应商的密切关系，希望供应商在疫情过后仍能与其合作。相比之下，其他主要买家则取消了已完成或正在生产中的订单，以牺牲长期关系和可持续性为代价，优先考虑其短期利益。
最大的启示是，新冠疫情至少对向更可持续市场的持续转型构成了两项重大挑战：不平等加剧，以及放弃对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投资。只优先扑灭眼前的火情，而忽视那些持续缓慢蔓延的隐患，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在企业和政府竞相扑灭与新冠疫情相关的众多紧迫危机之际，它们也迫切需要保护并调配资源，保障人民和经济沿着更可持续的道路实现一场伟大重置。
本文基于Misum（即将发表）的论文。《可持续发展、新冠疫情与保持长远关注》。载于M. Carlsson-Wall等（编），《瑞典共渡危机》。斯德哥尔摩：SIR，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