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采取了不同策略，以缓解新冠疫情危机带来的经济冲击。
两位专家研究了希腊的哪些做法奏效、哪些未奏效。
该策略通过就业保留方式，有效降低了大规模失业的可能性。
然而，封锁措施的影响还以其他方式显现，例如新增就业岗位急剧减少。
新冠危机已在各地对就业造成深刻影响。目前已有关于疫情最初几个月影响的证据（国际劳工组织，2020年）。在美国和加拿大等一些国家，失业率迅速飙升至近代以来罕见的水平。而在包括欧洲多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反应截然不同：裁员很少，工人仍与雇主保持联系（即便他们工作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工作）。劳动力市场调整方式存在这些差异，原因多种多样。例如，疫情的严重程度、经济结构，以及雇主与雇员之间隐性的社会契约，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另一个关键因素——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各国为减轻病毒和封锁的经济成本、保护工人而采取的不同政策选择（例如，Juranek等人，2020年）。大体而言，各国遵循两种模式：一种侧重于通过扩大失业保险和其他现金转移支付，为失去工作或生计的人提供收入支持；另一种则侧重于通过工资补贴、裁员限制和短期补偿计划来保留就业（经合组织，2020年）。这两种模式在危机最初几个月的成效如何，将为决策者应对未来冲击的直接后果提供重要经验。但对全面评估同样重要的，是采用不同方式的各国如何应对第二波（及之后的）疫情，以及最终如何在“后疫情”世界中全面重启经济。
我们近期得以较为详细地梳理了采取就业保留模式的希腊在疫情初期几个月的情况。具体而言，我们利用调查数据、行政数据和在线招聘数据，分析了疫情及封锁对劳动力市场的短期影响（Betcherman等人，2020年）。我们的发现是，希腊的就业保留策略成功降低了大规模失业的可能性。然而，封锁的后果以其他方式显现，特别是在新增就业岗位方面。我们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开展更新的分析，以观察劳动力市场如何应对封锁措施的放松以及经济的部分重新开放。
希腊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研究，尽管这是一个不幸的案例（因为疫情到来之时，经济似乎终于开始从长达十年的经济危机中复苏）。在最初几个月，希腊通过迅速实施并严格执行的封锁措施，较好地控制了病毒传播。但代价是经济严重下滑（在欧洲名列最严重之列）。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9.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11月初，政府宣布第二次封锁，这可能导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进一步下滑。
流动性数据显示，自3月初首次封锁开始，希腊人便待在家中。直到5月初（许多限制措施被解除时），这一情况才开始逐步改变。但失业人数并未增加。事实上，我们发现这几个月的离职人数实际上低于往年同期。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未受疫情和封锁的显著影响。事实恰恰相反——这几个月几乎没有新增就业岗位。考虑到希腊经济高度季节性的特点，这一点尤为值得关注。冬末春初通常是非常重要的旅游业为繁忙的夏季旺季招募员工的时期。事实上，我们的分析发现，到6月底，就业人数比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低12%，其中大部分“缺失”的工作岗位与旅游业有关。
图1 “缺失的工作岗位”：2020年上半年实际每日就业水平与基于2018年和2019年数据的预期趋势对比
在疫情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是什么解释了这些态势——经济严重放缓，但裁员并未增加，所有影响都来自招聘几乎完全停滞？答案在于希腊政府为减轻封锁成本、保护工人而采取的就业保留政策。现金转移支付的发放条件是，工人未被雇主解雇（其雇主的经营因封锁而受损）。此外，裁员 被禁止 在受危机影响的指定行业中。因此，该策略确保了大规模裁员不会成为冲击的后果。
希腊是欧洲采取就业保留方式、在危机初期呈现类似趋势的多个国家之一。在法国，失业率实际上从2月的7.7%降至6月的6.6%。德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就业保护策略的最初设计者（其 Kurzarbeit 短期补偿计划），这几个月其失业率仅略有上升，从2月的3.6%升至6月的4.3%。将这些趋势与北美相比，北美更侧重于收入支持而非就业保留：2月至6月期间，加拿大失业率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美国则上升了近8个百分点。从危机初期的就业数据来看，也呈现类似的情况。第二季度，加拿大就业总量下降11%，美国下降13%，而希腊仅下降3%，欧盟整体下降2.5%。
表1不同国家在危机最初几个月的就业与失业趋势
危机初期的证据似乎凸显了保住就业岗位的政策相较于仅支持失业工人的政策所具有的优势。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也出现过这一现象（Giupponi和Landais，2020年；Scarpetta等人，2020年）。然而，由于疫情期间衡量就业和失业等劳动力市场状况存在挑战，在解读这些趋势时需保持审慎。希腊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许多停工工人可能仍被计入“就业”人口，但事实上并未工作。尽管希腊第二季度的统计就业人数仅下降3%，但工时却减少了19%。
就业保留模式的优势在于，希望重新“加速”发展的企业无需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新员工。然而，如果停工工人不被召回，他们寻找新工作的可能性可能低于失业工人，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只会在补贴存续期间存在。相比之下，收入支持模式似乎更适合更快的劳动力市场复苏，因为它推动工人从可能已不再可持续的企业和行业转向长期前景更好的领域（经合组织，2020年）。同样，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也有相关证据（Rothwell，2020年），而初步证据表明，疫情期间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第三季度，加拿大和美国的就业强劲反弹，分别增长8.6%和6.2%。随着就业增长，这两国的失业率在该季度分别下降3至4个百分点，而欧盟的失业率则有所上升。
鉴于经济复苏在几乎所有地方都呈现“断续”态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障生计仍需是重点。然而，随着条件允许，策略需转向积极政策，以增加失业工人和其他弱势工人的就业机会。重要的是，目前没有工作的劳动者不应在未来演变为长期失业者群体。疫情正在加速技术和结构性变革，因此这些工人需要为“后新冠”劳动力市场中的需求职业和技能做好准备（Chernoff和Warman，2020年）。当保护工人收入的资金可以缩减时，各国需做好准备，将资金重新分配给能够提高求职和岗位匹配效率、并为新的职位空缺提供相关技能培训的促进就业计划。应对这一挑战的一种方式，是借鉴疫情期间利用技术提供计划和服务的经验。
总之，鉴于此次危机的性质，应对劳动力市场冲击的模式不仅需要在短期内提供有效保障，还需在冲击持续或再次发生时提供延伸支持（新冠疫情似乎正是如此）。此外，一旦条件具备、重新启动经济，成功的政策方法还需充分有利于创造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