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国际社会必须携手合作，才能避免新冠疫情造成最糟糕的后果。
他写道，只有通过协调一致的多边合作，我们才能守护全球经济及其中的人们。
新冠疫情对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公共卫生影响和经济冲击才刚刚显现，但其代价将是灾难性的，这一点已经十分清楚。如果国际社会希望避免违约潮，就必须立即着手制定救助计划。
新型冠状病毒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时，对国界或“又大又美”的边境墙毫不在意。随之而来的经济影响也没有局限于某个地区。正如疫情暴发之初便已显而易见的那样，新冠疫情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
对于世界上的发达经济体而言，同情心本应足以成为支持多边应对的动力。但全球行动也关乎自身利益。只要疫情仍在任何地方肆虐，它就会在世界各地构成流行病学和经济方面的威胁。
新冠疫情对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才刚刚显现。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些国家遭受疫情冲击的程度将远超发达经济体。毕竟，低收入国家的人们往往居住得更为密集。人口中有较高比例的人患有既往健康问题，因此更容易受到疾病侵袭。而这些国家的卫生系统应对疫情的准备甚至不如发达经济体（后者的卫生系统运作也远谈不上顺畅）。
3月30日的一份报告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初步揭示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将面临的境况。其中最成功的经济体依赖出口拉动增长，而随着全球经济收缩，这种增长如今将崩塌。全球投资流量也在急剧下滑，大宗商品价格亦然，这表明自然资源出口国前路艰难。
这些变化已经反映在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的收益率利差上。许多政府将发现，要以合理条件续借今年到期的债务极其困难，甚至根本无法做到。
此外，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的选择更少，也更艰难。在缺乏充分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勉强糊口，收入一旦减少就可能挨饿。然而，这些国家无法照搬美国的应对措施。美国迄今推出了总额2万亿美元的经济方案，预计将使财政赤字增加约相当于GDP的10%（此外，疫情暴发前的赤字已达5%）。
3月26日举行线上紧急峰会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发布了一份公报，承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运用所有可用的政策工具，尽量减少疫情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损害，恢复全球增长，维护市场稳定，并增强韧性”。为此，至少可以采取两项措施来应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严峻局势。
首先，必须充分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这是一种“全球货币”，该机构在成立时获授权创设这种货币。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倡导这一秩序。其理念是，危机期间所有国家显然都会希望保护本国公民和经济，因此国际社会应拥有一种工具，帮助最需要援助的国家，同时不让各国预算承受冲击。
按常规发行特别提款权——其中约40%分配给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将产生巨大影响。但如果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将其特别提款权捐赠或以优惠条件借给专门帮助较贫困国家的信托基金，效果会更好。可以预见，提供援助的国家会附加条件，尤其是要求这笔资金不得用于救助债权人。
债权国宣布暂停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偿还债务，同样至关重要。要理解其重要性，不妨看看美国经济。上个月，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宣布，联邦担保抵押贷款的止赎程序将暂停60天。从本质上说，这项政策是美国为应对新冠危机而对整个经济采取更广泛“暂停”措施的一部分。工人待在家中，餐馆继续停业，航空公司几乎全面停飞。债权人为何还能继续攫取收益？尤其是他们收取的利率本应早已提供充足的风险缓冲。除非债权人同意暂停偿债，否则许多债务人走出危机时所欠的金额将超过其偿还能力。
在国际层面，暂停偿债与在国内一样重要。在当前情况下，许多国家根本无力偿债；如果没有全球性的偿还暂停措施，可能会引发大规模、接连不断的违约。在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政府唯一的选择就是把更多收入输送给外国债权人，或者任由更多本国公民死亡。显然，大多数国家都无法接受后一种情况。因此，国际社会真正面临的选择，是有序暂停偿债还是无序暂停；后者必然会导致严重动荡，并给全球经济造成深远代价。
当然，如果我们拥有一个制度化的主权债务重组机制，情况会更好。2015年，国际社会曾试图实现这一目标，当时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支持通过了一套共同原则。遗憾的是，该框架未能获得主要债权国的必要支持。要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以应对当前危机，恐怕已经太迟。但未来不可避免还会发生更多危机，因此，主权债务重组应成为疫情后总结议程上的优先事项。
借用约翰·多恩的不朽诗句：“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新冠危机已充分表明，任何国家也不是孤岛。只愿国际社会别再自欺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