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导致国际贸易骤降，并打破了以往的模式。
持续的供应中断和未来不利冲击的风险表明，我们需要构建更具韧性的价值链。
经济学家认为，国际多元化和可替代性，而非回流生产，将有助于增强韧性。
新冠疫情导致国际贸易骤降（Baldwin，2020），因为安全方面的担忧使人们无法外出消费进口产品，也使工人无法生产供出口的商品。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货物贸易量较2019年第四季度下降了12.2%，服务贸易降幅更大，达21.4%。此后，货物贸易迅速恢复，到2021年10月回到疫情前水平，但服务贸易仍远低于疫情前水平。货物与服务贸易的这种分化已有大量文献记载（如 IMF，2021），但鲜为人知的是，货物和服务内部也呈现不同走势。在货物贸易中，通常在全球价值链（GVC）中生产的商品，如汽车、电子产品和服装，贸易量下降和反弹都最快。在服务贸易中，旅行服务贸易仍处于低迷状态，而电信服务贸易则强于疫情前。
疫情打破了以往的模式
疫情前，货物和服务贸易与总需求的变化密切相关。进口需求模型将一国进口与其国内需求和相对进口价格联系起来，在疫情前能够很好地解释货物和服务进口。然而，疫情期间这些模式被打破。2020年，货物贸易的降幅小于仅根据总需求变化和相对进口价格所能预期的水平。在感染人数更多、遏制措施更严格、人员流动性更低的国家，这种意外偏离幅度更大（图1）。
图1与需求模型2020年预测误差相关的因素
注：该图报告了将需求模型残差对所列变量进行回归所得的标准化系数。实心柱表示在 5% 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系数；空心柱表示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系数。贸易伙伴对疫情的卫生准备情况以全球卫生安全指数衡量。“旅行服务进口占比”表示旅行服务在一国服务进口总额中的占比。更多详情见 IMF（2022）。
相比之下，2020年服务贸易的降幅小于仅根据总需求变化所能预期的水平，这一差距主要可由疫情导致的旅行服务进口中断解释。这些模式可能反映了疫情波次期间支出从服务转向货物，也可能反映疫情波次期间国内货物生产受阻，在这种情况下，货物便由进口替代。
大封锁及其意外的国际溢出效应
2020年贸易骤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贸易伙伴实施遏制政策带来的国际溢出效应（Bonadio 等，2020；Espitia 等，2021；Lafrogne-Joussier 等，2022）。事实上，我们发现，2020年1月至5月货物进口降幅中，多达60%是各国贸易伙伴实施封锁所造成的意外后果（图2）。这一发现基于标准引力模型（Santos Silva 和 Tenreyro，2006），使用双边货物贸易的详细产品级数据（“HS六位码”），并考虑进口国和行业的发展情况，包括需求转变，以及可能影响国家对之间产品级贸易的贸易协定等因素。
图2 封锁的国际溢出效应
封锁的溢出效应因实施封锁的国家而异。对于出口伙伴更能依靠远程办公的国家，溢出效应不到其他国家的一半。封锁的溢出效应也随时间而变化。随着亚洲以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施封锁，溢出效应在2月至4月间增强，随后从5月起开始减弱，这表明贸易适应了封锁。
全球价值链的韧性
与货物贸易一样，全球价值链（GVC）也适应了疫情期间一波又一波的感染。亚洲控制住首轮感染后，提高了其在全球价值链密集型产品中的市场份额。2019年至2020年6月，亚洲在欧洲的市场份额提高了4.6个百分点，在北美提高了2.3个百分点（图3）。这些增幅似乎是暂时的，一年后分别回落至3.1个百分点和0.6个百分点。
图3市场份额的变化
注：“亚洲工厂”相对于“欧洲工厂”的市场份额仅依据全球价值链密集型产品计算，定义见 IMF（2022）。GVC = 全球价值链。更多详情见 IMF（2022）。
尽管如此，疫情仍造成了广泛的供应中断（Celasun 等，2022）：需求从服务转向货物，而工人无法生产和配送货物，导致运费上涨、港口拥堵。乌克兰战争使能源、金属和农产品更加稀缺，从而加剧了这些中断。疫情、战争、气候变化和网络攻击促使全球价值链增强韧性。
增强韧性的两种方式：多元化与可替代性
企业可以让供应商关系多元化，从不同国家采购更多零部件，从而减少对任何单一国家（包括本国）的依赖，并建立起危机期间可加以利用的稳定合作关系（Bas 和 Fernandes，2022）。事实上，我们利用全球经济模型进行的模拟（Bonadio 等，2021）表明，更多样化的国际采购可使大型供应国发生供应中断对平均接收国造成的经济影响几乎减半（图4）。当多个国家反复遭受供应冲击时，提高多元化程度可将经济增长波动性降低约5%。
图4 多元化带来的收益
注：该图显示，某个全球中间品大型供应国的劳动力供给收缩25%所引发的 GDP 降幅。柱形和方形标记表示各地区内各国 GDP 降幅的简单平均值。替代弹性 = 0.5。更多详情见 IMF（2022）。
多元化的最大空间在于降低国内采购占比。我们发现，全球企业往往在本国采购绝大多数中间投入品（例如，西半球为82%）。回流生产会使企业更加暴露于本国的供应中断风险，从而令这种情况恶化。
除了与更多供应商建立关系，企业还可以改造生产流程，使不同供应商提供的投入品更容易相互替代。例如，为应对半导体短缺，特斯拉重写了软件，以便使用较不稀缺的半导体。我们使用全球经济模型进行的模拟表明，提高可替代性可使大型供应国发生供应中断对平均接收国造成的经济影响降低约五分之四（但对供应来源国则不然）。
对经济政策制定者的启示
疫情深刻影响了贸易走势，并通过贸易在经济体之间产生溢出效应。因此，维护出口和进口，是通过广泛接种疫苗在世界各地结束疫情的又一项理由。
最终由企业决定在哪里生产和采购投入品，但考虑到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政策也可以发挥作用（Baldwin 和 Freeman，2022）。例如，我们分析中的进一步模拟表明，降低贸易成本（如非关税壁垒）可以鼓励国际多元化。此外，政府可以提供信息，帮助企业更清楚地了解其供应链，并更好地分析供应链网络的风险。
乌克兰战争爆发前，要求回流生产的呼声已对全球经济构成威胁；战争又进一步增加了全球经济碎片化的风险。同时，战争也让人们看到关键商品进口过度集中的风险。我们的分析展示了国际多元化和可替代性的益处，凸显了加强国际一体化与合作所能带来的收益。
编者按：本文所表达的观点属于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
参考文献
Baldwin，R（2020），“2020年贸易大崩塌：从2008—09年贸易大崩塌中汲取的经验”，VoxEU.org，4月7日。
Baldwin，R 和 R Freeman（2022），“全球供应链风险与韧性”，VoxEU.org，4月6日。
Bas，M 和 A Fernandes（2022），“贸易对新冠疫情的韧性”，VoxEU.org，4月26日。
Bonadio，B、Z Huo、A A Levchenko 和 N Pandalai-Nayar（2020），“全球供应链在新冠疫情期间及之后的作用”，VoxEU.org，5月25日。
Bonadio，B、Z Huo、A A Levchenko 和 N Pandalai-Nayar（2021），“疫情中的全球供应链”，《国际经济学杂志》133：103534。
Celasun，O、N-J Hansen、M Spector、A Mineshima 和 J Zhou（2022），“供应中断推高通胀，削弱2021年的复苏”，VoxEU.org，3月16日。
Espitia，A、A Mattoo、N Rocha、M Ruta 和 D Winkler（2021），“贸易与新冠疫情：第一波疫情的启示”，VoxEU.org，1月18日。
IMF（2021），《外部部门报告》，华盛顿特区。
IMF（2022），“疫情期间的全球贸易与价值链”，载于《战争阻碍全球复苏》，《世界经济展望》，2022年4月。
Lafrogne-Joussier，R、J Martin 和 I Mejean（2022）“供应链中断与缓解策略”，VoxEU.org，2月5日。
Santos Silva，J M C 和 S Tenreyro（2006），“引力模型的对数形式”，《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88（4）：64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