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各国正逐步走出新冠肺炎封锁。
尽管这一措施挽救了数千条生命，但它也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吉塔·戈皮纳特解释了“大封锁”的影响。
“大封锁”预计将分三个阶段展开：首先是各国实施封锁，接着是逐步解除封锁，最后是在疫情出现医学解决方案后彻底摆脱封锁。目前，许多国家已进入第二阶段，随着重新开放，经济出现复苏的早期迹象，但也面临疫情二次暴发和重新实施封锁的风险。纵观经济格局，全球“大封锁”的规模之大和严重程度令人触目惊心。最令人痛心的是，这场疫情已在全球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是世界前所未见的。
除了规模空前之外，全球“大封锁”的发展态势也与以往危机大不相同。
这是一场真正的全球性危机。以往的危机，无论多么深重严峻，都局限于世界上较小的区域，从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到90年代的亚洲皆是如此。即便是10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产出的影响也较为有限。
自大萧条以来，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首次在2020年同时陷入衰退。即将发布的6月份《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很可能显示负增长率，且比此前估计的还要糟糕。这场危机将给世界上的穷人带来毁灭性后果。
除了规模空前之外，全球“大封锁”的发展态势也与以往危机大不相同。这些不寻常的特征正在世界各地显现，与经济体的规模、地理区域或生产结构无关。
首先，这场危机对服务业造成的打击尤为沉重。在典型危机中，首当其冲的通常是制造业，表现为投资下降，而服务业受到的影响一般较小，因为消费需求受影响较小。这一次则有所不同。在封锁的高峰月份，服务业的萎缩甚至超过了制造业，而且这一现象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均有体现。也有例外，例如瑞典和中国台湾地区，它们对疫情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政府的防控措施有限，因此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服务业受到的冲击成比例地较小。
由于消费者需求积压，此次复苏可能比以往危机后更快。然而，在健康危机中，这一点并无保障，因为消费者可能会改变消费行为，以尽量减少社交接触，而不确定性也可能促使家庭增加储蓄。以较早解除封锁的中国为例，服务业的复苏滞后于制造业，因为酒店住宿和旅游等服务业仍在努力恢复需求。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对于高度依赖此类服务的经济体——例如依赖旅游业的经济体——其长期影响令人担忧。
其次，尽管本次危机带来了独特的大规模供给冲击，但除食品通胀外，我们迄今所见的，若说有变化，几乎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出现的通胀及通胀预期下降。尽管全球各地实施了大量常规和非常规的货币与财政支持，总需求仍然疲弱，并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一道压制着通胀。由于预计高失业率将持续一段时间，拥有货币政策可信度的国家可能面临的通胀螺旋式上升风险较小。
第三，我们看到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显著背离，金融指标显示的复苏前景比实际经济活动所暗示的更为乐观。尽管近期出现回调，标普500指数已收复自危机爆发以来的大部分跌幅；富时新兴市场指数和非洲指数大幅回升；尽管巴西近期感染率激增，圣保罗证券交易所指数（Bovespa）仍显著上涨；流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证券投资资金也已趋于稳定。
除少数例外，主权利差的扩大和新兴市场货币的贬值幅度，均小于我们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所见的情况。考虑到“大封锁”期间新兴市场所受冲击的规模更大，这一点值得关注。
这种背离可能预示着金融市场将出现更大波动。更严峻的健康和经济消息可能引发急剧回调。我们将在即将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就这一背离现象做进一步阐述。
造成这种背离的一个可能因素是，本次危机中的政策应对更为有力。货币政策已全面转向宽松，主要央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新兴市场也实施了货币宽松政策，包括首次使用非常规政策工具。
发达经济体的相机型财政政策规模较大。新兴市场部署的财政支持规模较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有限财政空间的制约。此外，这次新兴市场面临的一个独特挑战是，非正规部门通常起着缓冲冲击的作用，但在防控政策下未能发挥这一作用，反而需要获得支持。目前，随着许多国家开始放松防控政策并逐步恢复经济活动，我们正处于第二阶段的早期。但复苏路径仍存在深刻的不确定性。
摆脱“大封锁”的一项关键挑战，在于确保疫苗和治疗手段在问世后能够得到充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对于各国而言，应采用经济干扰最小的方法（如检测、追踪和隔离）来降低健康方面的不确定性，并结合各国具体情况，同时就政策路径进行清晰沟通，这仍应是增强复苏信心的优先事项。随着复苏推进，政策应支持劳动力从萎缩行业向前景更好的行业转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与其他国际组织协调，继续竭尽所能确保充足的国际流动性，提供紧急融资，支持二十国集团（G20）债务偿付暂缓倡议，并帮助各国维持可控的债务负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将通过监测和能力建设提供建议和支持，帮助推广最佳实践，因为各国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中相互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