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虚假信息的危险传播必须与病毒本身一并加以遏制。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项新研究揭示了三个亚洲国家为此采取的最有效策略。
当前疫情之所以比以往任何疫情都更危险，是因为互联网上谣言和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甚至超过了冠状病毒本身。
西尔维·布里昂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危害管理部门主任，曾强调各国政府必须应对这场与疫情并行、却更为凶险的暴发——即“信息疫情”，也就是信息流行病；这一必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冠状病毒虚假信息所造成的“阴险混乱”，源于这些信息变异和传播的速度比病毒疫情本身更快”——再加上社交媒体上用户生成内容如潮水般涌现——模糊了关键信息，助长猜测和制造恐慌，并让人觉得真相似乎无从寻觅。
为了寻求安全感，这种信息混乱的局面已使人们更加依赖主流新闻机构和权威渠道获取有关冠状病毒及各国应对议程的准确信息。政府可借此机会展现有效领导力，通过新闻媒体和官方声明保护民众免受信息疫情侵扰，从而赢得公众信任。
我们审阅了逾5,000篇与冠状病毒相关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刊登于三个亚洲国家中阅读量最高的两家媒体；这些国家从疫情暴发之初便一直在抗击冠状病毒——《新华日报》和《人民日报》（中国）、《朝鲜日报》和《韩民族新闻》（韩国），以及《海峡时报》和新传媒亚洲新闻台（新加坡）。我们的研究由此揭示了应对新冠疫情“信息疫情”的五大主要策略。
法律与惩罚
中国在展现政府绝不犹豫打击疫情期间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者方面最为突出。民众不断被提醒，政府可以随时援引一系列法律，起诉被认定实施此类行为的人。
与疫情相关的刑事起诉情况定期向公众公布。新闻报道详细介绍了2月20日至27日这一周内，中国因虚假信息相关罪行受审的案件数量翻了一番；这些案件中的被告无一例外均被判有罪并受到起诉。
新加坡政府同样表明，不会排斥动用法律。根据该国《防止网络虚假信息和操纵法》（POFMA），疫情暴发后的前两个月内，至少有四方因在网上传播虚假信息而收到信息更正令。
新加坡采取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举措，迅速取消了对互联网中介机构的POFMA豁免，要求谷歌、脸书、百度和推特遵守POFMA指令，立即更正其平台上正在传播的错误信息。
纠正措施与提示
新加坡率先通过新闻媒体发布提示，以纠正谣言和错误信息；同时要求被认定违反POFMA的人在网上公开更正其虚假信息。
韩国随后也采取了类似做法，主要通过新闻媒体发布常见问题解答，并采访专家、政府官员和卫生部门负责人，以揭穿谣言。
新加坡还展示了政府整体协作的成效：五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携手，通过多种平台向社会不同群体发布信息提示，渠道从官方事实核查网站、政府部门及官员的脸书和Instagram页面、政府运营的WhatsApp推送频道，一直到住宅区的数字显示屏。
社会责任与教育
除了强硬的权威措施，新加坡和中国政府还呼吁个人和地方社区给予支持，共同抗击信息疫情。
在新加坡，包括总统和总理在内的国家领导人一再提醒民众，履行社会责任、不传播有关冠状病毒的谣言就是在“为其他新加坡人提供巨大帮助”。与中国一样，新加坡领导人不断呼吁每个人尽一份力，不要猜测未经证实的信息，以制止制造恐慌的行为。
学校和教师也参与支持这些由社会推动的举措。新加坡各地实施了品格与公民教育项目，教导学生核实冠状病毒相关信息真实性的重要性。
中国的新闻报道提到，教师曾写信给学生，提醒他们有些同学的父母已经去世或正在隔离，并告诉他们应关心朋友，不要制造恐慌或传播有关冠状病毒的谣言。
科学与理性
中国媒体和政府的突出做法，是将科学与理性视为应对新冠疫情的最有力武器”。科学的精准性被宣传为抗击病毒不可或缺的力量，而运用科学信息对于遏制阴谋论、不合乎理性的证据和误导性谣言至关重要。
中国领导人盛赞国家凭借科学技术实力消除冠状病毒的能力之际，媒体也在抗击“信息疫情”的战线上宣传一句口号：“谣言止于智者”。
跨国对照
韩国最积极地报道其他国家因虚假信息而遭遇的困境。从新加坡有人变成僵尸的传闻，到伊朗通过山羊和绵羊传播病毒的“科学”证据，韩国新闻媒体提及至少10个国家，以比较其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同样受到新冠假新闻的困扰，甚至可能情况更严重。
更引人注目的是韩国如何回应针对中国处理“信息疫情”危机方式的批评。在这一背景下，韩国政府团结民众，共同抵制“中国恐惧症现象”；这一现象源于有关中国无力应对全球虚假信息暴发及相关阴谋论的传言。
切勿忽视抗击“信息疫情”
新冠疫情“信息疫情”与冠状病毒一道在全球出现并蔓延。世界各国政府调动一切可用资源，优先保障和保护民众健康的同时，也至关重要的是，不要忽视保护民众免遭谣言和错误信息“感染”。
从严格立法、及时纠正和提示，到社会责任与教育，再到运用科学理性并借鉴其他国家的相似经历，新闻媒体已成为政府展现有力领导力的典范渠道，帮助政府应对新冠疫情“信息疫情”并建立公众信任。这对于在全球疫情动荡时期及此后凝聚民众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