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研发应对未能像应对新冠疫情那样及时，埃博拉病毒造成数千人死亡、数百万经济损失；经过一轮又一轮研发，疫情终于在2021年画上句号。
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借鉴了埃博拉疫情的经验，疫苗、疗法和诊断工具的研发速度都快得多。
不应只聚焦疫苗研发，还应加大对药物研发的关注：药物研发能更快取得成果，却难以获得同等程度的资金和关注。
2021年，世界终于战胜了扎伊尔埃博拉病毒，通常简称埃博拉病毒。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后，一轮认真的研发工作随即展开。最终，这项工作研发出两种疫苗、两种生物疗法和一种可靠的快速诊断检测，帮助遏制疾病的扎伊尔毒株。这些新工具的影响，可以从它们挽救的生命中衡量。
西非疫情期间，超过11,000人死亡，造成逾5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018年，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北基伍省再次暴发疫情，又导致2,299人死亡；在2020年年中疫情得到控制前，超过300,000剂当时新获批准的rVSV-ZEBOV-GP疫苗发挥了作用。
2021年2月和10月，埃博拉扎伊尔毒株再次袭击北基伍省，两次疫情持续时间均不到三个月，死亡人数均少于10人。如今，同样的工具也被用于应对乌干达2022年末暴发的苏丹毒株疫情；这种毒株此前较为罕见，但这些工具的成效尚不那么明确。
截至2020年的七年间，这些产品研发最终耗资不到25亿美元，只相当于哪怕一次小规模埃博拉疫情经济损失的一小部分；这个金额也仅略高于资助方仅在2020年一年为新冠研发提供的46.8亿美元的一半。
到2016年西非疫情结束时，为消除埃博拉大流行威胁最终所需的25亿美元中，实际到位的仅约一半。随后，由于没有患者参与试验，产品研发陷入停滞，疫苗、检测和疗法也一直搁置，直到埃博拉再次暴发。
全球针对埃博拉的研发应对在创纪录的时间内促成多种产品注册，既是巨大成功，也是一则警示。令人遗憾的是，世界为埃博拉疗法提供资金的速度太慢，2018年刚果（金）疫情就是我们为这种延误付出的代价。
埃博拉大流行带来的经验教训
2020年初新冠疫情开始向国际蔓延时，资助方的应对规模更大、速度更快，也比我们在埃博拉疫情期间所见的任何应对都更加多元。
研发应对有所改善，部分原因是新冠大流行的影响范围广得多。对大多数研发资助方而言，新冠疫情突然变得比埃博拉或寨卡疫情更切身。但应对速度之所以能大幅提升，得益于从埃博拉疫情中汲取的经验。2017年，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成立，负责牵头应对现有和潜在未来流行病的疫苗研发工作。
与此同时，针对“X疾病”——这一名称指未知病原体引发的大流行级威胁——的资金在2016年至2020年间增长了十倍。这一增幅主要得益于平台技术资金的快速增长。这类技术代表着多用途方案，可迅速调整以用于应对不同疾病。
CEPI助力牵头全球应对新冠疫情，截至2020年1月底承诺提供2,800万美元，几乎占全球资金总额的一半。新平台技术也迅速调整，用于应对新冠疫情；牛津大学的ChAdOx1平台成为阿斯利康AZD1222疫苗的基础。
埃博拉疫情的一项重要教训是，西非疫情过后产品研发陷入停滞，这凸显了应对一种能够呈指数级增长、又可能突然消失的疾病时，速度至关重要。对于新冠疫情，地塞米松是首个广泛使用的药物干预措施，可将接受机械通气患者的死亡率降低36%；据估计，2020年下半年它挽救了650,000条生命。
即使完全不考虑降低传播率的作用，若RECOVERY试验——一项旨在为因新冠住院的成年人寻找疗法的英国全国性临床试验——哪怕提前一周启动，也能挽救数万人的生命。
新冠疫情应对的一项特别教训是，寻找疗法必须像研发疫苗一样争分夺秒。
Policy Cures Research新发传染病负责人 Paul Barnsley 博士
大流行推动的紧迫行动
应对新冠疫情的全球产品研发速度远快于埃博拉疫情期间，病例数激增意味着临床试验潜在参与者并不短缺。尽管疫情应对中的试验和审批流程有时得到简化，许多决策者仍执着于那些并非为应对流行病迅速蔓延而设计的程序。许多国家一再经历漫长延误，疫苗和疗法的有效性得到证实后，扩大其可及性的工作仍然迟缓。
尽管有数月时间为在研产品的生产和分发做准备，扩大制造能力以满足大流行所需规模仍面临挑战。由此造成的疫苗供应延误，导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获得疫苗的机会极不平等。
下一场大流行不可避免地会到来，届时世界可以做得更好。新冠疫情应对的一项特别教训是，寻找疗法必须像研发疫苗一样争分夺秒。
药物试验通常所需参与者不到疫苗试验的十分之一，因此在速度和成本方面具有巨大优势。然而，新冠疫苗资金最早于1月中旬宣布，首笔有实质意义的新冠治疗药物研发资金——日本政府提供的约400万美元——直到2月13日才到位，比CEPI首笔疫苗资助晚了数周。至今仍没有一个像CEPI支持和协调疫苗研发那样，专门支持并协调药物研究的牵头机构；这很可能既是研发资金聚焦疫苗的原因，也是其结果。
疫苗资金超过药物和生物疗法资金总额的两倍。因此，在等待周期更长的疫苗研发之际，药物研发本可作为第一道防线，实际却一团混乱。它曾带来虚假的希望（氯喹、伊维菌素），也曾发现疗效时为时已晚（氟伏沙明）。
我们花了七年时间学会应对埃博拉。学会与新冠共存或许还要再花三年。但如果我们吸取正确的教训，就能更快结束下一场大流行，付出的痛苦也会少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