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近年来SARS、MERS和埃博拉病毒都带来了冲击，世界仍未做好应对新冠疫情的准备；
一种新型催化式慈善或许有助于世界为未来的大流行病做好准备，并应对当前亟待解决的健康危机；
要实现真正的变革，慈善机构需要提供高风险而非规避风险的机构性资金。
每年全球大流行病的成本根据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的估算，视严重程度而定，每年约为5700亿美元至4万亿美元。纵观过去几个月新冠疫情导致许多国家经济陷入停滞，不难理解其原因。
令人费解的是，为何此前未能更广泛地预见到这一点。过去二十年间，SARS和MERS的暴发是致命的警示，表明如此规模的全球性流行病可能正在酝酿之中；而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控制耗时逾一年，尽管相关疫苗的研发已历时十多年。
2015年，在那场危机期间，比尔·盖茨解释说，埃博拉的高死亡率意味着病毒的传播最终会自行受到遏制，因为该疾病非常严重，患者在传染时便会卧床不起。“下一次，我们未必会如此幸运，”他说，“有些病毒会让人在具有传染性时仍感觉良好，从而登上飞机或前往市场。”
在当代私人慈善家中，盖茨是疾病预防与应对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帮助发起并管理了多个机构，例如全球卫生投资基金。该基金由Lion's Head设立，其资本投入在撬动私营部门投资用于疾病防控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正是这种通过“高风险、高回报”行动推动变革的捐助方式，应当定义何为真正的慈善家，即位于迈蒙尼德的捐助层级顶端的人。
与任何早期创业项目一样，这种方式——我称之为催化式慈善——需要投入能够承受损失的资本，并就某一议题积累领域专业知识，以推动长期变革。它意味着投入时间、培育专业能力，并使您的投资与您的价值观和洞见相契合，同时不指望获得任何经济回报。
慈善家可以将其耐心资本用于资助多轮假设迭代与实验，以探索长期解决方案，应对看似遥远或棘手的社会问题，无需承受其他投资者可能追求的立即见效压力。与他人不同，盖茨多年来致力于应对传染病，因此当他将资源投入研发新冠疫苗时，这不仅仅是慈善，更是推动真正变革的慈善事业。
他追随了历史上一些伟大慈善家的脚步，这些人自身也将大量财富用于积累专业知识，以应对其所处时代最重大的健康危机。20世纪初最著名的慈善家之一约翰·D·洛克菲勒一生捐出了5.3亿美元，其中4.5亿美元——若按通胀调整约合今日85亿美元——用于医学领域。尽管他最为人熟知的是较为传统的慈善捐赠，但他留下的遗产为其后代数代人实践催化式慈善铺平了道路。由洛克菲勒捐资设立的慈善机构在研发钩虫和黄热病疫苗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士兵提供了重要援助和疫苗接种。
除本次疫情之外，慈善家还需确保为其他全球健康议题提供资金支持，同时确保我们为下一次大流行病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是推行预先采购承诺，例如盖茨支持的GAVI免疫计划。与大奖竞赛类似，这些承诺能够激励市场做出响应，促使行业加大对所需下一款疫苗研发与推出的投资。
还有许多其他极具挑战性但影响力重大的议题，需要以高风险资本进行耐心探索，或许还有其他疾病也能从预先采购承诺中受益。慈善家开展的催化式社会投资在构建未被充分重视的模式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作为资本所有者的私人慈善家，在他人不愿或无力行动时，凭借财务上的自由度处于独特地位。他们与政府不同，无需对选民负责；也与企业不同，后者须对股东负责，投资期限较短，对风险的容忍度也较低。
在本次疫情中，我们通过用于加速疫苗候选药物研发的耐心资本见证了这一点。这种慈善形式对于全球健康议题的各个方面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我在改善视力不佳问题方面的工作表明，风险资本与领域专业知识能够带来重大变革。视力不佳是全球最大的未满足残疾问题，据估计目前受影响人数高达25亿。
我们的非政府组织“Vision For a Nation”与卢旺达政府合作，实现了此前难以想象的目标，使卢旺达成为全球首个为所有人提供可负担眼科护理服务的发展中国家。全球性倡议“Clearly”正在积极推动，鼓励各国领导人将视力矫正问题列为优先事项，将其视为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途径，而非一个次要且孤立的健康问题。
尽管所有社会部门的资金在人们看来价值相当，但我认为，投入承担风险的资本所产生的价值要大得多。正是这些资金，不受规避风险的机构性资金常附带的繁重限制和稀释影响力的附加条件约束，才有自由推动现实世界的变革。在本次疫情中，正是风险资本为加速疫苗研发建立了灵活机制，使疫苗研发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
在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背景下，各国政府目前忙于应对当下——提供贷款和资金帮助民众渡过难关、支持医疗保健并维护和平——而大多数企业则或分心或陷入困境。世界各地的慈善家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必要性，应当采纳催化式慈善的模式，率先关注当今世界面临的众多其他挑战性议题，包括健康领域及其他领域，趁这些问题尚未变得严峻和灾难性之前加以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