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帕病毒、拉沙病毒、基孔肯雅病毒和MERS冠状病毒——这些病毒对大多数人而言并不熟悉，但它们却是我们面临的一些最严重的全球传染病威胁。
博本病毒和心脏地带病毒等新型病毒刚刚开始在人类中出现，而像门格拉病毒这样的病毒则耐心等待机会，从动物宿主转移到人类身上感染人类。
没有人能准确预测下一次威胁何时或何地发生，但正如我们从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DRC）持续的埃博拉危机中所了解到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传染病疫情可能带来悲惨后果的世界里，这是必然的。
尽管这一持续威胁的证据充足，且在疫情应对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仍然十分脆弱，在检测、管理和应对新出现的流行病方面面临挑战。
全球社会应对新疫情时，遵循着一种如今已为人熟知的参与循环：采取紧急遏制行动（甚至引发恐慌），并由应急资金和其他资源提供支持（通常伴随着令人信服的表态，称将最终采取更多措施以避免此类灾难）；然后，随着威胁消退，兴趣逐渐减弱，最终又回到麻痹大意的忽视状态。
以近期任何一次疫情为例——西尼罗河热、SARS、2009年H1N1和H5N1流感、MERS、寨卡病毒、西非埃博拉疫情——你都会认出这一模式。
警钟敲响，全球社会迅速行动，尽其所能保护尽可能多的人并控制局势。人力和财力资源从多个领域调动起来，一些检测和应对能力也得到了提升。当新闻头条消失后，那些本可以加强和维持这些改进的资源也随之消失。因此，我们的集体脆弱性依然存在。
事实上，我们的脆弱性正在增加。我们这个高度互联的“小世界”中，旅行者和全球贸易能够迅速将病原体从世界一个角落传播到另一个角落。城市化造成的人口聚集促进了人际传播。
城市无序扩张和农村地区的侵入增加了人与动物之间传播的可能性。政治和社会冲突破坏了公共卫生系统，并迫使人们迁移到传染病滋生的环境中。
我们对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传染病的出现才刚刚开始理解。所有这些意味着，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疫情发生概率正在上升，全球风险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
我们持续存在的全球准备不足与缺乏协调的被动应对循环，不仅让人们持续面临风险，也威胁着我们的全球经济。例如，《传染病杂志》（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上的一份近期报告估计，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给全球造成的损失超过500亿美元。
卫生安全与经济安全密不可分。各国政府和多边全球卫生组织努力提供必要的领导力以改善两者，但与正在加剧大流行威胁的趋势相比，它们的集体努力显得微不足道。
显然，一如既往的做法不足以确保全球卫生安全和经济稳定。现在是私营部门发挥其领导力、倡导作用、创新能力和大量资源的时候了，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助力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努力。携手合作，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加强检测、应对、缓解、恢复以及最终预防传染病威胁的能力。
正如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所指出的，《管理未来流行病的风险与影响：公私合作的选择》，此前的疫情应对表明，“私营部门的作用不仅仅是提供资金。在与公共部门的合作中，它们能够提供能力和专业知识，这对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可能真正有益。”此外，私营部门可以承担公共部门并不总能承担的经过计算的风险，例如探索新颖的概念或干预措施。
而且我们已经有了概念验证。今天，首次有一种正在研究中的埃博拉疫苗被用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周边国家的全球应对行动中，以帮助遏制当前的埃博拉疫情。
这种正在研究中的埃博拉疫苗是通过一系列国际公私伙伴关系研发出来的，参与方包括加拿大、美国、几个欧洲和西非国家的政府、世界卫生组织、NewLink Genetics和MSD。类似的伙伴关系也推动了另外两种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研发，其他一些伙伴关系也正在加速潜在治疗方法的开发。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是伙伴关系力量的典范。CEPI于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上启动。CEPI是政府与私营、慈善及民间组织之间的创新联盟，旨在资助并协调新型疫苗的研发，以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流行。CEPI目前已在资助学术界和生物制药领域开展新型疫苗研究，这些疫苗针对全球卫生领域一些最严重的已知病原体。
公私伙伴关系在增强卫生安全方面的力量当然不限于生物制药行业，在技术、通信、能源及其他领域，也有大量私营部门贡献正在进行的例子。
或许我们最大的机遇在于：终结疫情应对中徒劳的循环——先是紧迫感、紧急投资，接着是分心、资源转移，最终又回到麻痹大意的忽视。
私营部门领袖若积极开展有力的集体倡导，便可以推动政策制定者授权持续的卫生安全投资，而他们完全有充分理由这样做。不仅是家庭和员工的健康受到威胁，企业的财务健康同样岌岌可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