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撰文指出，新冠疫情已引发和平时期以来全球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为大萧条以来之最。
资源更加充足、更早获得疫苗的富裕国家预计复苏最快，较贫穷国家更具优势。
这可能导致这些国家与其内部贫困社区之间出现“大分化”。
我们至关重要的是确保全球协同应对，并聚焦三大主要优先事项，以避免这一情况发生。
本周，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全球经济仍在从大萧条以来和平时期最严重的衰退中逐步回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预测，今年全球GDP增长率为5.5%，2022年为4.2%。但这将是一段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复苏之路。世界大部分地区仍面临疫苗推广缓慢的局面，而新冠病毒变种又在扩散，各国和各地区的复苏前景正危险地走向分化。
事实上，全球经济正处于十字路口。问题在于：政策制定者是否会采取行动，防止这种“大分化”？
一个重大风险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在未来多年陷入停滞。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正如我们提交给二十国集团会议的报告所指出的，一个重大风险是：发达经济体和少数新兴市场复苏更快，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在未来多年陷入停滞。这不仅会加剧疫情带来的人道主义悲剧，也会加重最脆弱群体的经济困境。
我们估计，到2022年底，发达经济体的人均累计收入将比危机前的预测水平低13%；低收入国家为18%；不含中国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22%。这一预计的人均收入损失，将使发展中世界的极端贫困人口增加数百万。
换言之，国家之间的趋同已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危机前，我们预测发达经济体与110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将在2020至2022年间缩小。但我们现在估计，在此期间只有52个经济体将实现追赶，而其余58个经济体将被拉大差距。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疫苗获取机会不均。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形下，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预计也要到2022年底或之后才能实现疫苗广泛覆盖。一些经济体尤其依赖受冲击严重的行业，如旅游业和石油出口；而且其中大多数经济体的财政空间有限，发展受到制约。
去年，发达经济体平均投入约相当于GDP 24%的财政措施，而新兴市场仅为6%，低收入国家则不到2%。跨国比较还显示，危机期间支持力度越大，就业损失往往越小。
分化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分化也在加速：年轻人、低技能劳动者、女性和非正规就业者受失业影响尤为严重。此外，仍有数百万儿童的教育受到干扰。若任由他们沦为“失落的一代”，将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这还将加深危机的长期经济创伤，使减少不平等、促进增长和就业变得更加困难。展望未来的挑战：仅就二十国集团经济体而言（因数据限制，不含印度和沙特阿拉伯），相对于危机前的预测，预计今年就业损失将超过2500万，2022年将接近2000万。
因此，我们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如果我们要扭转这种危险的分化，无论是国家之间还是内部，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有力的政策行动。我认为有三大优先事项：
第一，加大力度结束卫生危机。
我们深知，疫情在全球任何地方都不会结束，除非在所有地方都得到控制。尽管全球新增感染人数近期有所下降，但我们担心，可能需要多轮接种疫苗才能维持对新变种的免疫力。
因此，我们亟需加强更为有力的国际合作，加快贫穷国家的疫苗推广。为采购疫苗剂量并支付物流费用，额外的资金至关重要。同样关键的是，及时将过剩疫苗从富余国家调配给短缺国家，并大幅扩大2022年及以后的疫苗生产能力。为疫苗生产商提供保险，以应对产量过剩的下行风险，或许是值得考虑的选择。
我们还需确保更好地获取治疗手段和检测服务（包括病毒测序），同时避免对医疗物资出口实施限制。协调行动的经济理由十分充分。更快地结束卫生危机，可使2020至2025年间全球累计收入增加9万亿美元。这将使所有国家受益，其中发达经济体约受益4万亿美元，这一收益远超任何疫苗相关成本的衡量标准。
第二，加大力度应对经济危机。
在二十国集团国家的带领下，全球已采取前所未有的协同措施，包括近14万亿美元的财政行动。各国政府需要在此基础上继续提供财政支持，并根据疫情发展阶段、经济状况和政策空间，适度校准并精准施策。
关键在于帮助维持民生，同时努力确保原本具有生存能力的企业不致倒闭。这不仅需要财政措施，还需通过宽松的货币和金融政策维持有利的金融环境，以促进向家庭和企业的信贷流动。
主要央行大幅放松货币政策，也使若干发展中经济体得以重新进入全球资本市场，并以创纪录低的利率借款以支持支出，尽管它们正经历历史性衰退。鉴于危机的严重性，持续的货币政策支持别无选择。但对于意外后果，包括过度冒险和市场狂热，人们存在合理担忧。
未来的一大风险——尤其是在复苏出现分化的情况下——是金融环境变化可能引发市场波动。主要央行需审慎沟通其货币政策计划，以防止金融市场（包括国内及世界其他地区）出现过度波动。
第三，加大对脆弱国家的支持力度。
鉴于其有限的资源和政策空间，许多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可能很快将面临艰难的抉择：在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应对卫生危机和满足民众基本需求之间二选一。
这些国家脆弱性的增加，不仅影响其自身摆脱危机的复苏前景，也影响全球复苏的速度和规模；并且可能对许多本已脆弱的地区构成不稳定因素。脆弱国家需要在全面努力中获得实质性支持：
第一步应从国内做起：各国政府需增加国内财政收入、提高公共支出效率，并改善营商环境。与此同时，国际努力对于进一步扩大优惠融资规模、撬动私人资金至关重要，包括通过更强有力的风险分担工具实现。
另一个正在考虑的方案是新增特别提款权（SDR）分配，以帮助应对全球对储备的长期需求。这可以为各国带来大幅、直接的流动性提振，且不会增加债务负担。它还可以扩大双边捐助方提供优惠支持（包括用于卫生支出）的新资源能力。2009年，特别提款权分配曾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它同样可以再次助力我们。
全面应对之策还意味着处理债务问题。二十国集团的债务偿付暂缓倡议（DSSI）迅速释放了关键资源。而新的共同框架可以走得更远：促进符合DSSI条件的国家及时、有序地进行债务处理，并让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广泛债权人参与。这些处理措施应包括重新安排债务偿付，以帮助面临巨额融资需求的国家；对于债务负担已变得不可持续的国家，则应给予更大幅度的减免。随着首批申请陆续提交，所有债权人（包括官方和私人债权人）都应迅速落实共同框架。
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言，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积极行动，向85个国家提供了逾1050亿美元的新融资，并为我们最贫穷的成员国提供债务偿付减免。我们力争在2021年及以后，为190个成员国提供更多支持。
这包括支持推进国际企业税收现代化的努力。我们需要一个真正适应数字经济、更能满足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制度。在此，多边努力至关重要，有助于确保利润丰厚的企业在其开展业务的市场纳税，从而加强公共财政。
这些政策措施有助于应对大分化。鉴于各自的资源状况，发达经济体将继续投资于人力资本、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向新气候经济的转型。至关重要的是，较贫穷国家也要获得所需支持，以进行类似投资，尤其是在地球变暖背景下，必不可少且能创造大量就业的气候适应措施。
另一种选择——即让较贫穷国家被抛在身后——只会加剧极端不平等。更糟糕的是，这将对全球经济和社会稳定构成重大威胁。这也将成为一次历史性的错失良机。
我们可以从取得卓越成果的国际合作中汲取灵感，这种合作在创纪录的时间内为我们带来了有效疫苗。如今，这种精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它有助于克服当前危机，并实现强劲而包容的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