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黑死病之后的时期，结果成为“中世纪的衰落”，终结了普世主义文化。
一位历史学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引发类似的深远且具有历史意义的全球性变革。
始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很可能演变为全球大流行。已有50多个国家确诊病例，但病毒的确切传播机制仍不清楚。
大流行病不仅仅是疾病和死亡的短暂悲剧。此类大规模威胁无处不在，伴随而来的不确定性和恐惧，会催生新的行为和信念。人们会变得既更加多疑，也更加轻信。最重要的是，他们越来越不愿与任何看似陌生或怪异的事物打交道。
没有人知道新冠肺炎疫情会持续多久。如果随着北半球春季天气的到来，病毒的传染性没有减弱，世界各地焦虑的民众可能不得不等待疫苗研制成功并推广接种。另一个重要变量是公共卫生机构的效能，许多国家的这类机构能力明显弱于中国。
无论如何，工厂停工和生产暂停已经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生产商正在采取措施，减少其在长距离供应链中的脆弱环节所面临的风险。至少到目前为止，财经评论人士主要关注特定行业的成本测算：汽车制造商担心零部件短缺；纺织品制造商无布料可用；奢侈品零售商缺少顾客；旅游业则受到冲击，其中邮轮尤其成为传染的温床。
但对于这种新的不确定性氛围对全球经济的更广泛影响，人们的思考相对较少。在思考新冠肺炎危机的长期后果时，个人、企业，甚至政府都可能试图通过复杂的或有合约来保护自己。不难想象，新的金融产品可能被设计为：一旦病毒达到某种致死水平，便向汽车生产商支付赔偿。对新型合约的需求甚至可能助long新的泡沫，因为赚钱的机会会不断增多。
历史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提供了耐人寻味的先例。试看1635年至1637年间荷兰的“郁金香狂热”引发的著名金融危机。这一事件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苏格兰记者查尔斯·麦凯（Charles Mackay）在其1841年出版的著作中普及了它的教训，书名为《非凡的大众幻想与群体疯狂》（Memoirs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在麦凯看来，郁金香危机似乎预示了他所处时代资本涌入北美和南美铁路及其他工业项目的投机热潮。在全书中，他把这一事件的幽默效果发挥到了极致，讲述了无知水手因把郁金香球茎误认为洋葱而真的吞下一笔财富的故事。
但正如文化史学家安妮·戈尔达尔（Anne Goldgar）所提醒的那样，麦凯并未提及，这场狂热恰逢瘟疫导致的异常高死亡率。这场瘟疫由参与三十年战争的军队传播。瘟疫于1635年袭击荷兰，并于1636年8月至11月间在哈勒姆市达到高峰，而这正是郁金香狂热兴起的时候。
投机资本涌入花卉球茎的热潮，是由瘟疫受害者意外获得继承权的遗产大量涌现所推动的。郁金香实际上起到了一种期货市场的作用，因为球茎在冬季进行交易，那时没有人能查看花朵的品相。它们还成为复杂合约的标的，例如其中一份合约规定，若卖方的子女在春季仍然在世，则须支付某一价格（否则球茎将被无偿转让）。
在这种狂野而末日般的环境中，金融投机源于不确定性。但它常被重新解读为贪婪物质主义的证据，而泡沫破灭则被视为对无神论式奢侈和外来异域事物的控诉。毕竟，郁金香最初来自奥斯曼土耳其这一异质文化。
与今天一样，近代早期欧洲的瘟疫流行催生了大量阴谋论。疾病的来源越不明显，就越容易被归咎于某种邪恶影响。有传言称，身着兜帽的险恶人影挨家挨户地用传染性物质“涂抹”表面。外来者（外国商人和士兵）以及边缘化的穷人都被指认为罪魁祸首。
同样，一部19世纪的文献也给今天带来了有力的启示。在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1827年的小说《约婚夫妇》（I Promessi Sposi）中，情节在1630年代米兰的瘟疫爆发期间达到高潮。当时瘟疫被视为外来者带来的灾祸，其中尤其是统治米兰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这一外国统治者。这部小说在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期间成为意大利民族主义的有力催化剂。
不出所料，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被卷入当今的民族主义叙事之中。对一些美国人而言，这种疾病的中国来源只会进一步强化一种信念：中国对世界构成威胁，不能指望其负责任地行事。与此同时，许多中国人很可能认为美国的一些抗疫措施具有种族动机，旨在遏制中国的崛起。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制造病毒的阴谋论已经在流传。在一个充斥着虚假信息的世界里，新冠肺炎疫情有望带来更多此类信息。
正如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所指出的，欧洲黑死病之后的时期，结果成为“中世纪的衰落”。在他看来，真正的故事不仅是一场大流行病的经济后遗症，更是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和仇外心理，它们最终终结了普世主义文化。同样，新冠肺炎很可能会引发“全球化式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