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的许多地区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成效更为显著，为更快速、更顺畅的经济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兴国家正在探索减少对国际援助依赖的途径，并致力于实现经济的自我维持。
数字化的兴起不仅是克服新冠疫情的关键因素，也是实现自立的关键组成部分。
新冠疫情仍在对公共卫生造成毁灭性影响，并以结构性冲击扰动全球经济。疫情目前已导致 超过100万 人死亡，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GDP将萎缩4.4%（2020年）。但看似矛盾的是，当前危机可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通往更大经济自立的道路。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迄今为止，发达国家总体上承受了疫情对健康影响的主要冲击。许多西方发达经济体经历了更多的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按人口比例计算），高于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发达国家拥有更优越的医疗卫生体系和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例如，印度的医疗卫生体系排名全球第112位，而美国排名第37位。但印度目前报告的新冠病例约为每百万人口6,400例，美国的累计病例数则高出四倍以上。
一些发展中国家，如越南，有效遏制了冠状病毒，其做法是在极早期阶段实施严格的检测、追踪和隔离措施，而大多数发达国家未能做到这一点。即便考虑到较贫穷国家可能存在的漏报和数据不准确问题，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表现仍然是一个悖论。
此外，随着较富裕国家专注于推动本国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发展融资已开始急剧下滑。经合组织估计，2020年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私人资本流入可能同比减少7000亿美元，超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60%。新兴市场的非居民证券投资流出总额达833亿美元（仅2020年3月当月），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经合组织认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将至少下降30%，今年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降幅可能更大。这些趋势预示着，历来主要依赖全球北方发展援助的全球南方国家前景严峻。
但研究表明，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未必能促进经济赋权。近期一项经合组织调查发现，发展中国家48%至94%的受访者认为人道主义援助无助于他们实现经济自立。人们想要的是财政自主，而非长期援助。
关于发展援助有效性的争论由来已久，批评者认为富裕国家将援助作为榨取发展中经济体资源的工具，并且常常附加条件，以确保捐助方攫取大部分出口收益。但许多发达国家因疫情应对混乱不堪，已大量丧失软实力。
甚至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就一直在寻求途径，以实现从援助依赖向自立的可持续转变。2018年，卢旺达禁止进口二手服装，旨在鼓励本国纺织业生产附加值更高的服装；美国则以取消该国免关税出口特权作为回应。去年，英国政府拨出其140亿英镑（185亿美元）援助预算的一部分，用于能力建设项目，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扩大国际贸易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如今，发展中国家有更多机会实现自立。首先，疫情期间，东亚发展中地区的贸易降幅小于西方，据世界贸易组织称。其主要原因是，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行业通常在经济下行期受到更大冲击。发展中国家因依赖低附加值制造业而具备的更强韧性，在越南的纺织和服装行业中得到体现。该行业在整个疫情期间保持运营，预计2021年的复苏速度将快于其地区竞争对手。
其次，数字化将通过显著推动电子商务发展，在疫情后的复苏中发挥关键作用，这意味着全球生产者将面临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孟加拉国的电子商务行业增长了26%（截至8月，按年同比计算），其他南亚国家也呈现类似趋势。
第三，医疗保健和制药行业有望在疫情后的经济中蓬勃发展，因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健康和身体素质的重要性。最不发达国家可以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定，生产更多仿制药，这类药品不存在专利障碍。
最后，全球南方各国政府可以动员国内资源，以弥补外部发展融资的下滑，特别是通过调整税收政策，从快速增长的数字经济活动中获取税收收入。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普遍较低，通常在10%至20%之间，而高收入国家为40%。这制约了政府投资医疗、基础设施和教育等公共产品的能力，从而阻碍了发展。
发展中国家在通往自立的道路上面临诸多障碍，尤其是治理不善、营商环境欠佳以及内部冲突。但它们还必须摆脱1945年后的外部发展融资范式，该范式主要由全球北方推动，并受其地缘政治议程塑造。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听取那些自认为更懂行之人的说教。如今，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制定不受捐助方附加条件约束的发展议程。
每一场危机都蕴含着巨大机遇，新冠疫情也不例外。它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正是重塑和重启其经济的难得机遇，并摆脱外部援助依赖这一制约性遗留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