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加速了金融服务业的数字化进程，但要使该行业更具韧性，还需要做更多工作。西格里斯特博士撰文。
变化包括采用非接触式支付、去中心化交易所解决方案以及自动化投资。
西格里斯特在此概述金融服务提供商如何利用数字技术与社会进步相结合，成为创新的推动者。
明日金融业的根基建立在数据和算法之上。然而，数字化本身并非目的。长期创新的基础在于经济进步与社会进步的相互连接。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对数字解决方案的机遇与局限有清晰的区分认识，并建立全面的伙伴关系，使金融服务提供商成为21世纪创新的“推动者”。
诊断结论很明确。新冠危机过后，世界已不可逆转地进入数字时代。就金融业而言，即便是最后的怀疑者也已清楚地看到，数据、算法和虚拟沟通为21世纪的商业模式和客户互动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疫情主要通过各种强制性措施推动了数字化，将去中心化交易、自动化投资建议以及非接触式支付等现有解决方案迅速推向大众市场。在正常情况下，工作、咨询或交易的文化基础方面的这一进程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而如今却在短短几个月内成为现实。
因此，这场危机既是对医疗体系、经济和社会的压力测试，也是对金融业的压力测试；它无情地揭示了未来的潜力，也暴露了局限。从这个角度看，将此次危机理解为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全球试点项目，为具有前瞻性的参与者提供了学习的机会，这一观点颇有道理。
显而易见的结论是：2020年代初金融业的数字化，并未处于备受宣传的区块链解决方案或基于人工智能的应用所带来颠覆的边缘，而是处于一场更长远、更全面的转型之初；这一转型的主要特征并非比特、字节和比特币。对金融业的结论是：
（数字）技术本身并非战略。它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因此，长期解决方案必须基于用户的未来需求，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具体而言：即便能够每日或每小时公布病例数据，也并不意味着公民就能更好地评估风险或做出长期决策。同样，即便能够通过智能手机向个人客户或小额储户实时发送金融市场的变动信息，对于提高收益或提供全局概览也几乎无济于事。此外，尤其在涉及复杂问题时，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至关重要，无论是厘清复杂的健康诊断，还是规划长期财务。再者，已有事实表明（这一认识对金融服务提供商同样具有相关性）：重要的不仅是个人需求，还有社会的需求。接触者追踪的理论益处再大，如果公众不信任分享自身数据，其实际作用也微乎其微。引申到金融领域，同样清楚的是：若没有公众的信任，无论是从比特币到Libra的加密货币，还是基于算法的投资建议，都无法长期取得成功。着眼于代币化或NFT作为未来资产类别的新可能性，这一要求变得更加重要；同时，也应关注数据中心呈指数级增长所带来的、仍鲜为人知的生态足迹。
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为具有前瞻性和韧性的金融服务提供商归纳出三个行动领域：
1. 建立系统性的早期识别机制：面对高度动态的变化，企业乃至监管机构都必须以前瞻的方式应对新的技术可能性，并将相关机遇与挑战转化为业务所需，更重要的是，也要转化为社会框架条件。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应对未来的能力得到提升，而这种能力不再以不断追逐最新趋势和热点为特征，而是以更多的稳定性和长远思维为特征。
2. 与用户及社会的未来需求保持一致：韧性的核心不仅在于恢复现状，更在于与市场的未来需求保持一致。然而，这也要求界定未来的核心将是什么。仅仅优化个人或组织的财务问题，已不太可能足够。保险公司与银行一样，历来在经济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无论是在第一次或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为铁路网络建设或标志着新时代开端的工厂等大型项目提供融资。社会保险的推出被视为早期的“社会创新”，因为它使生产率得以提高，同时提供了健康或养老保障。展望第四次工业革命，显然，向数据驱动型乃至可持续经济的转型需要具有前瞻性的投资。对于作为“真正变革者”的金融服务提供商而言，这要求其前瞻性地识别社会需求，并将市场化进程与社会进步联系起来。这不仅为建立信任奠定了基础，也在国际竞争中提升了其作为雇主的吸引力。
3. 发展跨领域网络：一方面，要开发面向用户或社会的服务，需要具备接口的稳定、高效平台，以整合新的创新解决方案。这首先需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确立具有约束力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只能由行业与监管机构共同制定。着眼于对金融服务提供商服务的整体性理解——这些提供商的服务不仅以货币方面为基础，更以人们在“数字福祉”理解下的普遍需求为基础——新的伙伴关系正在兴起，其范围远超传统银行或保险生态系统的目标。除由此产生的伙伴关系外，在国际竞争中确立自身定位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作为新冠疫情带来的“经验”，同时着眼于金融业的历史作用，瑞士尤其开辟了一条兼顾昨日与明日安全与稳定的定位之路。人们还认识到，经济与社会的相互联结是其基础，并以真正创新的解决方案和服务在国际竞争中确立这一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