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社会正在老龄化。1950年，欧洲人口中65岁以上者仅占12%。如今这一比例已翻了一番，而且预测显示，到2050年，欧洲65岁及以上人口将超过36%。
罪魁祸首是生育率和预期寿命。过去，欧洲女性平均生育子女超过两个。自2000年以来，生育率已降至这一门槛以下。欧洲人也比以往长寿：平均寿命为78岁，而20世纪50年代为66岁。
寿命延长是欧洲繁荣的标志，但这与该地区较低的生育率叠加，也给欧洲大陆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和财政问题。
或许最关键的问题是，能够提供照护的劳动人口占比正在缩小，而需要照护的人数却在增加。
这种供需失衡导致护士及其他专业照护人员短缺，德国、芬兰和英国等老龄化迅速的国家已经面临这一挑战。
照护需求增加还将需要大量财政资源。2014年，经合组织国家长期照护支出平均占GDP的1.4%，但预计这项成本将大幅上升，到2060年达到6.4%。
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长期照护公共支出最高（占GDP的3%至4%），中欧和东欧则最低。在波兰、匈牙利和爱沙尼亚，长期照护支出不到GDP的1%。
这一支出差异不仅反映人口老龄化程度，也体现了欧洲长期照护体系的多样性。例如，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拥有完善的老年人正规照护体系，在家中或机构内提供种类丰富的政府和私营部门服务。
在中欧和东欧国家，另一方面，老年照护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家庭的责任。在这些国家以及地中海国家，需要长期每日照护的老年人很可能会搬去与子女或亲属同住，由他们提供社会支持，并在需要时安排医疗协助。
这种非正式照护体系在现代也面临新的挑战。长期以来，世界各地的女性一直承担家庭照护者的角色，如今她们越来越多地外出工作，这进一步减少了能够为老年人提供非正式照护的家庭成员人数。
非正式照护面临的挑战
各国在努力扩大稳定的专业长期照护服务提供者队伍的同时，也在设法让以家庭为基础的非正式照护更易于实现；人们认为，这种照护对老年人更有益，且社会成本较低。
在德国，无偿照护者可以选择减少工作时间，并享有中期带薪休假福利。在捷克共和国和爱尔兰，非正式照护者可享受税收减免，以补偿他们付出的努力。
这种支持将在西欧和东欧国家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也引发了质量监管问题。各国如何知道老年人得到了适当照护？又由谁来关注他们的福祉？
非正式照护者，例如家庭成员和邻居，通常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这意味着他们整体上缺乏识别症状的技能和知识，因此也难以判断所需的医疗护理类型。
作为个人权利和社会价值的指定守护者，政府仍有义务监督非正式照护的提供情况，确保老年公民得到妥善照料。在非正式照护中建立质量监测机制本身就是一项艰巨挑战。
如今的老年人并非这一进程中的被动参与者。社会的广泛数字化以及老年人技术素养的提高，让他们能够更便捷地获取信息，这可能提高他们对所应获得照护的质量和类型的期待。
寻找新的长期照护体系
从富裕的西欧到发展中的东欧，欧洲各地对公共资源的需求始终相互竞争。用于扩充长期老年照护体系的资金，也可以用于满足其他紧迫的社会需求，例如启动新的公共卫生或环境计划。
在已经建立广泛照护体系的西欧，随着需要照护的人口持续激增，日益高昂的费用将使这些体系在未来几年难以为继。
东欧国家面临不同的政策两难：照护年长亲属给家庭成员带来沉重负担，而用于建设护理院和养老院的公共资源仍然稀缺。
目前，各国开始思考这样一个未来：人口劳动时间减少，所需照护却增多。但各国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否会趋同，仍不明朗。欧洲可以采取统一应对措施来解决这一既各有差异又共同面临的问题，或许可通过负责执行欧盟各项计划的欧盟委员会来实现。
迄今为止，欧盟委员会已开始通过跨国合作，推动老年照护领域的协作，例如建立超国家平台欧洲积极与健康老龄化创新伙伴关系。该门户网站帮助医疗保健和老龄化领域的机构、专业人员和研究人员查找培训资源、最佳实践、照护模式等。
这只是应对整个地区社会问题的一小步。不过，携手开展老年照护工作的一个直接障碍是，欧盟委员会没有医疗保健方面的授权；每个欧盟成员国都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安排本国的医疗保健服务。
过去，欧盟为协调类似的国内事务（例如农业）采取过行动，为欧盟国家制定补贴、法规和投资安排。
同样，基于各国承诺和主动性制定一项共同的欧洲老龄化计划，也可能行之有效，帮助每个欧盟成员国构建符合本国情况的照护体系，使本国最年长的公民和整个社会都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