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冠状病毒感染在美国和欧洲加速蔓延，医院救治患者的资源日益匮乏。
那么，最后一台应急呼吸设备或重症监护病床应给谁？
许多国家优先考虑“成功机会最大”的患者，或“未来潜在生命年数更多”的患者。
大流行将伦理困境推到了尖锐而残酷的焦点上。在世界各地，医院都无力应对数以百万计需要冠状病毒治疗的患者。中国临时建立了医院，并拒绝治疗需要非冠状病毒治疗的患者；意大利人需要在电话上等待一小时才能接通急救服务。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美国的重症监护病床不足10万张，而且预计至少需要20万张才能应对冠状病毒；英国仅有8200台呼吸机，并将再增加3800台。
随着医疗系统面临的患者数量超出其实际可救治的能力，医务人员被迫决定谁应获得可用的呼吸机和重症监护病床。Quartz采访了八位伦理学家，他们一致认为，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成功存活机会最大的患者应获得优先救治。尽管意见一致，但所有人都认为，这一决定远非易事，不应草率作出。
不同的道德理论，同一个答案
优先救治存活几率较高者的决定，得到了多种道德理论的支持。例如，功利主义认为，道德由行为的后果决定，因此我们应努力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的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教授、临床医学伦理中心主任莉迪亚·达格代尔（Lydia Dugdale）表示：“如果我们将稀缺治疗资源分配给那些无法从中获益（且本就极有可能死亡）的人，那么不仅他们会死亡，那些存活可能性较高（但需要呼吸机支持）的人也会死亡。”她还说：“以使挽救生命数量最少的方式分配稀缺资源，是不公平的。”
契约主义理论以我们在不知自身社会地位时会同意的社会契约作为伦理基础，同样得出了这一结论。乔舒亚·帕克（Joshua Parker）是一名全科医生实习生（即初级保健医生），他与人合著了一篇发表于《医学伦理学杂志》的关于冠状病毒护理伦理的文章。他援引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无知之幕”概念，作为判定正义行动的一种方式：“在无知之幕之后，我被剥夺了关于自身处境的一切知识。我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年老还是年轻、富有还是贫穷、健康还是患病、男性还是女性；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感染新冠肺炎，若感染了，又需要什么资源。”他在给Quartz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这一思想实验使我们更容易判断对整个社会而言什么是公平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伦理与政策中心主任亚历克斯·约翰·伦敦（Alex John London）对此表示认同：“在大流行期间，当并非所有人都能被拯救时，这样的行动者可能会同意，医疗系统应利用其资源尽可能多地挽救生命，因为这一策略能让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去追求其人生规划。”
即便是通常相互对立的伦理理论，也很可能指向这一结论。关注行为后果的功利主义，通常与认为道德由行为本身决定的义务论相对立。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的哲学家安德斯·桑德伯格（Anders Sandberg）表示：“义务论者很可能会从正义论证出发：每个人都具有独立的价值，都应享有平等的医疗机会。”但如果这在客观上根本无法实现，那么该理论便不成立。“正如康德所说，‘应当蕴含能够’，如果一个人无法做到某件事，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强制性的。”当医疗设备严重不足、无法救治所有人时，义务论者主张平等对待每个人的做法便站不住脚；若有人能获得治疗而有人不能，我们就必须面对谁应获得优先待遇的问题。耶鲁大学及黑斯廷斯中心耶鲁-黑斯廷斯医学伦理与卫生政策项目的副主任布莱恩·迪尔普（Brian Dearp）也认同：“即便是最坚定的义务论者通常也会同意”，在他人有需要时，为那些不太可能受益的人提供治疗是错误的。
早在冠状病毒出现之前，医生就已经面对过在需求压倒性超出供给时分配资源的问题。达格代尔指出，纽约州卫生部于2015年11月发布的呼吸机分配指南，旨在应对当时的流感疫情。该指南指出，先到先得、抽签、医生的临床判断，以及优先救治某些特定患者（如医护人员）等方式均经过探讨，但被认为要么过于主观，要么无法挽救最多的生命。年龄也被拒绝作为标准，因为它会歧视老年人，而且有大量案例表明，年长者的存活几率高于年轻人。
因此，该决定是“仅利用临床因素评估患者的存活可能性，并以此决定患者能否获得呼吸机治疗。”不过，在出现平局的情况下，如果两名患者存活几率相同，他们确实批准优先救治17岁及以下的儿童，而非成年人。达格代尔补充说，目前有人在讨论将这些指南应用于纽约的冠状病毒治疗。
没有完美的答案
在如此极端的情况下作出的任何决定都会带来严重后果，因此，尽管存在共识，最佳行动方案也很难称得上理想。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哲学教授戴维·陈（David Chan）写道：“我会说，让一些人在得不到治疗的情况下死亡，绝对不符合伦理，但由于没有好的选择，这可能是必要的。”“说这样做符合伦理，就忽视了其中的悲剧性，与其让医生确信自己做了正确的事，不如让他们因在糟糕的处境中尽力而为而感到难受。”
相反，这只是最不坏的选择而已。抽签制度或优先救治病情最重者等替代方案，很可能导致更多人死亡。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哲学教授瓦妮莎·本特利（Vanessa Bentley）表示：“我们很可能将资源投入到最终无法存活的患者身上，因而不仅葬送了我们试图挽救的患者，也葬送了因资源已耗尽而未能获得救治的患者。”“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
尽管在最佳方法上存在广泛共识，但这一决定在实际应用中的细微之处始终十分棘手。医生不仅必须准确评估并优先救治存活机会最大的患者，还可能面临医院设备不足、连存活机会相同的患者也无法全部救治的情况。意大利已优先安排治疗那些“成功机会最大”的患者，但将“未来潜在生命年数更多”的患者作为第二项标准。这一次要因素不易达成共识，但在冠状病毒面前，这是医生必须面对的伦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