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英国海军行政官塞缪尔·佩皮斯在17世纪撰写日记，记录了腺鼠疫暴发的情况。
从相互矛盾的公共卫生建议，到偏执与恐惧情绪，17世纪的生活与当今新冠肺炎疫情有诸多相似之处。
4月初，作家珍·米勒敦促《纽约时报》的读者开始写新冠疫情日记。
“谁知道呢，”她写道，“也许有一天，你的日记会成为了解这段时期的一扇宝贵窗口。”
在另一场大流行期间，17世纪的英国海军行政官塞缪尔·佩皮斯就这样做了。他一丝不苟地从1660年到1669年写日记——这段时期包括伦敦腺鼠疫的一次严重暴发。流行病始终困扰着人类，但我们很少能如此详尽地窥见一个人在久远危机中的生活。
17世纪的伦敦没有Zoom会议、免下车检测或呼吸机。但佩皮斯的日记揭示，人们应对这场大流行的方式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
危机感渐渐逼近
对佩皮斯和伦敦居民来说，1664年末至1665年初，城墙外贫民区圣贾尔斯教区出现的鼠疫是否会演变成一场流行病，当时无人能够预知。
直到鼠疫严重到值得写进日记时，佩皮斯才开始意识到它的存在。1665年4月30日，他写道：“城里这里瘟疫令人极为恐惧，”又说，“据说已有两三户人家被封闭。愿上帝保佑我们所有人。”
佩皮斯照常生活，直到6月初才第一次亲眼看到被“封闭”的房屋——这是他同时代人对隔离的称呼——“门上画着红十字，还写着‘主啊，怜悯我们’。”此后，疫情日益令佩皮斯不安。
不久，他看到街上有人把尸体运去埋葬；他的不少熟人也相继去世，其中包括他的私人医生。
到8月中旬，他立下遗嘱，写道：“我希望，如果主在这多病的时期召我离去，我的灵魂状态会好得多。”当月晚些时候，他写到街道空无一人；遇到的行人“走路的样子就像已经告别了人世”。
追踪死亡人数
在伦敦，教区书记员公会印制了“死亡统计周报”，按周统计埋葬人数。
由于这些名单记录的是伦敦的埋葬人数——而非死亡人数——它们无疑低估了死亡人数。正如我们今天密切关注这些数字一样，佩皮斯也在日记中记录了鼠疫受害者人数的增长。
8月底，他提到死亡统计周报记录了6,102名鼠疫受害者，但他担心“本周实际死亡人数接近10,000”，这主要是因为城市贫民中的受害者没有被计入。一周后，他记下了官方公布的一周死亡人数6,978人，并称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数字”。
到9月中旬，控制鼠疫的所有努力都已失败。隔离措施没有得到执行，人们还聚集在皇家交易所等场所。简言之，社交距离根本没有落实。
尽管官方下令，他也同样对人们参加葬礼感到震惊。虽然鼠疫受害者原本应在夜间下葬，但这项规定也未能执行，佩皮斯抱怨说，葬礼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举行。
急切寻找疗法
目前已知有效的新冠肺炎治疗方法很少。医学和科学研究需要时间，但受到病毒严重影响的人们愿意尝试任何办法。有人提出了各种欺诈性疗法，从茶饮和胶体银，到干邑白兰地和牛尿，不一而足。
佩皮斯生活在科学革命时期，但17世纪的人们并不知道，跳蚤携带的鼠疫耶尔森菌会导致鼠疫。相反，当时的科学家推测，鼠疫是通过瘴气传播的；所谓“坏空气”由腐烂的有机物产生，能通过恶臭辨认出来。当时最流行的一些抗疫措施是通过吸烟草，或把香草和香料放在鼻子前，来净化空气。
鼠疫暴发期间，佩皮斯首先尝试的疗法是烟草。6月初，看到被封闭的房屋后，他觉得“对自己和自己的气味产生了不好的想法，于是不得不买了一些烟草卷来闻……并咀嚼”。后来在7月，一位贵族女恩主送给他“一瓶鼠疫水”——一种用各种香草制成的药。但他不确定这些东西是否有效。参加过一次咖啡馆讨论，谈及“鼠疫正在本城蔓延，以及对付它的疗法”后，他只能得出结论：“有人说一种，有人说另一种。”
疫情暴发期间，佩皮斯也十分关注自己的精神状态；他不断提到自己努力保持愉快心情。这不只是为了“别让这件事影响自己”——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受到当时医学理论的影响。该理论认为，体内所谓体液——血液、黑胆汁、黄胆汁和黏液——失衡会导致疾病。
医生认为，忧郁源于黑胆汁过多，可能危害健康，因此佩皮斯努力压抑负面情绪。例如，9月14日，他写道，听说朋友和熟人去世“让我极为担忧，陷入忧郁……但我尽可能不去想悲伤的事”。
在偏执与风险之间寻求平衡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靠互动而蓬勃发展，因此许多人觉得新冠疫情期间保持社交距离颇具挑战也就不足为奇。这需要不断评估风险：多近才算太近？我们如何才能避免感染、保护所爱之人，同时保持理智？家里有人开始咳嗽时，我们该怎么办？
鼠疫期间，这种偏执情绪也很普遍。佩皮斯发现，他离开伦敦进入其他城镇时，当地居民会明显对外来访客感到紧张。
7月中旬，他写道：“他们害怕我们这些来访的人，弄得我心里很不安。”
佩皮斯自己也屈服于偏执情绪：7月下旬，他的仆人威尔突然头痛。佩皮斯担心仆人若染上鼠疫，整栋房子都会被封闭，于是叫上其他所有仆人，尽快把威尔送出屋外。结果威尔并没有染上鼠疫，第二天就回来了。
9月初，佩皮斯没有戴一顶在伦敦疫病重灾区买来的假发；他还猜想，其他人是否也会担心戴假发，因为假发可能是用鼠疫受害者的头发制成的。
然而，为满足某些需求，他也愿意拿健康冒险；10月初，他不顾危险去见情妇：“四面八方，包括隔壁，都有鼠疫，但我毫不在意，还是和她尽情欢好。”
正如世界各地的人们热切等待死亡人数下降，将其视为疫情缓解的迹象一样，佩皮斯也从9月中旬死亡人数首次下降中看到了希望——或许这也促使他去见情妇。一周后，他注意到死亡人数大幅减少，降幅超过1,800人。
但愿我们能像佩皮斯一样，很快看到隧道尽头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