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里尔·鲁比尼指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一直在滑向一场由金融、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风险交织而成的完美风暴。
经济学家指出，从财政赤字大幅攀升至GDP的10%甚至更高，到中美关系恶化，以下是预示未来金融困境的10个经济因素。
2007—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政策失误加剧了席卷全球经济的失衡与风险。因此，各国政府没有着手解决金融崩溃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所暴露的结构性问题，而是大多把问题一再拖延，造成了重大的下行风险，使另一场危机不可避免。如今危机已经到来，风险变得更加严峻。不幸的是，即使“大衰退”今年带来乏力的U形复苏，本世纪20年代后期仍将出现L形的“大萧条”，原因是十种令人担忧且风险重重的趋势。
第一种趋势涉及赤字及其连带风险：债务与违约。应对新冠肺炎危机的政策导致财政赤字大幅增加——约为GDP的10%或更高；而此时，许多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早已高企，甚至难以为继。
更糟的是，许多家庭和企业收入减少，意味着私营部门债务水平也将难以为继，可能引发大规模违约和破产。再加上公共债务急剧攀升，这几乎注定复苏会比十年前“大衰退”之后更加疲弱。
第二个因素是发达经济体的人口结构定时炸弹。新冠肺炎危机表明，必须大幅增加对卫生系统的公共支出，普及医疗保健和其他相关公共产品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然而，由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未来为此类支出提供资金，将使如今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体系中未获资金支持的隐性债务进一步扩大。
第三个问题是通缩风险日益加剧。危机不仅导致严重衰退，还造成商品市场（机器和产能闲置）及劳动力市场（大规模失业）出现大量闲置，并推动石油、工业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因此，债务通缩很可能发生，破产风险也随之上升。
第四个相关因素是货币贬值。随着各国央行试图抗击通缩，并防范利率飙升的风险（这源于债务大幅累积），货币政策将变得更加非常规，影响范围也将更广。短期内，各国政府需要实行货币化财政赤字，以避免经济萧条和通缩。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快速去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再度抬头带来的持续负向供给冲击将使滞胀几乎不可避免。
第五个问题是经济受到更广泛的数字化冲击。数百万人失业，或工作减少、收入下降，21世纪经济中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为防范未来供应链冲击，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将把生产从低成本地区迁回成本更高的本土市场。然而，这一趋势非但无助于本国工人，反而会加快自动化进程，压低工资，并进一步煽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1
这引出了第六个主要因素：去全球化。疫情正在加快本已势头强劲的割裂与碎片化趋势。美国和中国将更快脱钩，大多数国家也会采取更多保护主义政策，以保护本国企业和工人免受全球动荡的冲击。后疫情时代，货物、服务、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和信息的流动都将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制药、医疗设备和食品行业已经出现这一情况，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正在实施出口限制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2
对民主的反弹将强化这一趋势。经济疲软、大规模失业和不平等加剧往往有利于民粹主义领导人。在经济不安全感加剧的情况下，人们会强烈倾向于把危机归咎于外国人。蓝领工人和广大中产阶层将更容易受到民粹主义言论的影响，尤其是限制移民和贸易的主张。1
这引出了第八个因素：中美之间的地缘战略对峙。特朗普政府竭力将疫情归咎于中国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政权将进一步强化其说法，即美国正密谋阻止中国和平崛起。中美之间的脱钩将在贸易、技术、投资、数据和货币安排等领域加剧。
更糟的是，这场外交决裂将为美国与其对手之间的新冷战铺路，对手不仅包括中国，还包括俄罗斯、伊朗和朝鲜。随着美国总统大选临近，秘密网络战升级几乎在所难免，秘密网络战甚至可能引发常规军事冲突。此外，技术是争夺未来产业主导权和抗击疫情的关键武器，因此美国私营科技部门将日益融入国家安全与工业复合体。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是环境冲击。新冠肺炎危机表明，这类冲击造成的经济破坏可能远甚于金融危机。反复出现的疫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艾滋病疫情、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H1N1流感、2011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2014—2016年的埃博拉疫情）与气候变化一样，本质上都是人为灾难，根源在于卫生和环境卫生标准低下、滥用自然系统，以及全球化世界日益增强的互联互通。未来几年，疫情和气候变化造成的诸多严重后果将愈发频繁、更加严重，代价也更高。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这十种风险已经十分突出；如今，它们可能共同催生一场完美风暴，将整个全球经济卷入十年绝望。到21世纪30年代，技术进步和更称职的政治领导层或许能够减少、解决或缓解其中许多问题，推动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合作性和稳定性的国际秩序。但要迎来圆满结局，前提是我们能找到办法挺过即将到来的“大萧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