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一直是现代世界的重要特征。
新冠疫情究竟会强化还是削弱全球化，目前仍存在争论。
理查德·哈斯认为，各国政府和行政部门在推行孤立主义战略时应保持谨慎，而去全球化可能会被证明是一个严重错误。
全球互联日益加深——人员、商品、能源、电子邮件、电视和广播信号、数据、毒品、恐怖分子、武器、二氧化碳、食品、美元，当然还有病毒（包括生物病毒和软件病毒）跨境流动不断增加——一直是现代世界的重要特征。不过，问题在于全球化是否已经见顶；如果确实如此，接下来发生的变化究竟值得欢迎还是应该抵制。
诚然，人和货物一直在世界各地流动，无论是穿越浩瀚海洋，还是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如今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流动的规模、速度和种类。它们的影响已经十分显著，而且还在不断加深。如果说大国竞争及其管理成效塑造了过去几个世纪的大部分历史，那么当今时代更可能由全球性挑战以及世界应对这些挑战的成效来定义。
从喷气式飞机、卫星到互联网，现代技术推动了全球化；开放贸易和投资市场的政策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稳定与不稳定都促进了全球化：前者推动商业和旅游发展，后者则加剧移民和难民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各国政府将全球化视为净收益，通常乐于任其发展。
然而，从全球化的各种形态不难看出，它既能带来建设性影响，也可能造成破坏。近年来，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政府和民众开始将其视为净风险。全球化加剧了气候变化、疫情和恐怖主义的影响，因此人们为何如此看待它并不难理解。但在其他领域，反对全球化情绪升温的原因则更为复杂。
以贸易为例，它可以在面向出口的工厂或农业领域创造薪酬更高的工作，也能提供质量更好、价格更低或两者兼具的消费品。然而，一个国家的出口就是另一个国家的进口，而进口可能挤压本土生产者并造成失业。因此，反对自由贸易的声音日益增多，人们呼吁实行“公平”或“管理型”贸易，让政府发挥更大作用，以限制进口、促进出口，或两者兼顾。
信息领域也出现了类似趋势。思想自由流动看似有益，但事实证明，威权政府将其视为对政治控制的威胁。互联网正走向巴尔干化，形成所谓的“分裂网络”。中国的“防火长城”率先采取行动，阻止人们访问在线新闻和其他可疑网站，并确保中国用户无法访问被认定为政治敏感的内容。
过去，人们大规模跨境迁移通常会被接受，甚至受到欢迎。移民一直是美国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成功的基石。但如今，许多美国人对移民心存戒备，认为他们会威胁就业、公共卫生、安全或文化。欧洲许多地区也发生了类似转变。
这一切共同推动了去全球化趋势，而这一过程既有代价，也有局限。阻止进口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减少消费者选择、拖慢创新步伐，还可能招致其他国家以限制进口作为报复。阻断思想交流会扼杀创造力，妨碍政策失误得到纠正。在边境阻拦人员，则会使社会失去人才和所需劳动力，同时加剧被迫逃离家园者的苦难；他们逃离的原因可能是政治或宗教迫害、战争、帮派暴力或饥饿。
在某些政策领域，去全球化也注定会失败。边境无法阻挡气候变化。关闭边境也无法让一国免受疾病风险，因为感染者很容易返回本国。主权既不能保证安全，也不能保证繁荣。
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威胁，还有更好的办法。有效的集体行动能够应对疾病、气候变化、网络攻击、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等风险。任何国家都无法仅凭一己之力保障自身安全；单边主义不是严肃可行的政策路径。
这正是全球治理（而非世界政府）的要义。治理安排的形式可以、也应当根据威胁以及愿意并有能力合作的各方量身制定，但多边主义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
孤立主义不是战略，否认现实也不是。我们可以像俗话所说的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里，但潮水终将涌来，将我们淹没。全球化是无法忽视或凭愿望消除的现实。我们唯一能选择的是如何最好地应对。
批评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全球化既带来问题，也带来益处。社会需要增强韧性。劳动者需要终身接受教育和培训，从而为新技术或外国竞争淘汰现有岗位后出现的新工作做好准备。面对不可避免的疫情或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社会也需要做好更充分的应对准备。
全球化不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管理的现实。全盘拥抱去全球化，无异于选择一种错误的疗法，而且这种疗法比疾病本身糟糕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