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得奔跑。”下一次心脏骤停可能发生在正躺在病床上打盹的患者身上，也可能发生在躺在导管室里的患者身上，或是在走廊里行走的人身上。
有一次，弗吉尼亚州玛丽华盛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护士艾米·达哈特（Amy Dahart）正乘坐货梯，与心脏骤停急救团队一同将一名患者从普通病房转运至重症监护室，这时这名男子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达哈特回忆道，另一名护士“直接扑上病床，骑在那个人身上，开始进行按压……我们推着他直接冲进重症监护室，穿过大门，一刻也没有耽搁”。
心脏病专家布拉马吉·纳拉莫图（Brahmajee Nallamothu）表示，心脏骤停发生时，“那个人会自动成为整个医院里病情最危重的人”。
每年全球都有数百万人发生心脏骤停，心脏突然停止跳动。其中许多骤停发生在医院内——在美国约占三分之一——然而，针对如何改善此类患者治疗的关注却很少。一项对全球开展的92项随机对照研究的综述（其中大多数在美国以外进行）发现，只有11项研究涉及院内心脏骤停的治疗。
纳拉莫图在密歇根大学执业，他与其他心脏病专家和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正努力深入探究院内心脏骤停的具体细节，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一个令人不安的难题。多年来，使几近死亡的人恢复生命的科学方法基本没有改变：胸外按压、若心律被认为可以电击则使用除颤器进行电击、确保患者接上呼吸机或获得一些呼吸辅助，并给予补液和几种关键药物。
那么，为什么在某些医院（例如达哈特工作的医院）患者的存活几率明显高于其他医院？
“这正是令人困扰的地方，”堪萨斯城圣路加中美心脏研究所的著名心脏骤停研究人员保罗·陈（Paul Chan）说道，他与纳拉莫图密切合作。“这正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刻。”
让心脏重新跳动的过程是一项体力工作，需要进行胸外按压，模拟心脏“砰、砰、砰”的泵血节奏，将富含氧气的血液泵送至大脑。
按压必须快速——大约每分钟110次，接近每秒两次——双臂要伸直，在患者胸骨上向下按压5至6厘米。为了帮助维持这种快速按压，达哈特有时会鼓励团队其他成员随着比吉斯乐队（Bee Gees）的断奏节奏哼唱 《Stayin’ Alive》。
这种用力可能使临床人员汗流浃背，肱三头肌因用力而灼痛。有时，患者的肋骨会在压力下断裂。如果患者刚做过心脏直视手术，达哈特表示，她可能会用毛巾包裹一块写字板，以便更均匀地将按压力分散到胸部，从而降低胸骨再次骨折的可能性。
达哈特是其所在医院专门负责心脏骤停救治的重症监护室护士团队成员之一，她总会确保另一名同事在两分钟后准备好接替。
“随着体力下降，两分钟是很长的时间，”达哈特说。“如果你操作正确，大约一分一刻钟后你就会开始求饶。”
患者心脏每停跳一分钟，脑组织受损的可能性就越大，进而导致长期残疾或死亡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
当奥尔加·拉菲迪（Olga Rafidi）抵达俄亥俄州的一家急诊室时，她被带到了正在抢救其48岁妹妹心跳的房间，妹妹连续经历了多次心脏骤停。临床人员已经抢救了90分钟。
奥尔加描述接下来几分钟的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而不是六年前。她说，护士已经筋疲力尽。“她几乎说不出话。”房间看起来像一个“战区”。塑料、纸张、手套和其他医疗垃圾散落各处，医生和其他临床人员都被自己的汗水浸透了。
她的妹妹丽玛·拉菲迪-克恩（Rima Rafidi-Kern）身上连着各种管子，一动不动。
“她看起来就像有人拿一块肉，比如一块牛排，拍打它，它会变得又薄又大。她看起来就是那样。她变得更宽、更瘦。肌肉毫无张力。她脸色发灰，真的是灰色。”
但临床人员已经恢复了她的脉搏。他们推着丽玛冲向重症监护室。奥尔加脱掉鞋子，跟着他们奔跑。
心脏本身是一块肌肉，但推动其四个腔室——两个上腔（心房）和两个下腔（心室）——有节奏地跳动的是电信号。
每次心跳都始于人体天然的起搏器，即窦房结，它产生电脉冲，先传导至两个上腔。随后心房收缩，将血液推入下方的心室。从心室开始，血液再次由电脉冲驱动，被泵送至肺部、大脑和身体其他部位。
心脏骤停不同于心脏病发作。心脏病发作是指流向心脏某一区域的血流受阻或减少，附近的组织开始坏死。骤停可能继发于心脏病发作，但其原因是心脏电系统出现某种紊乱。它会立即危及生命。
有时，结果是完全没有电活动——医学上称为心搏停止（asystole），更常被称为“心电图呈一条直线”。这种情况极其危险，且难以治疗。
或者，患者可能发生心室颤动，有时称为VF或V-fib，即电脉冲变得紊乱，下方的腔室无效地颤动，无法泵血。
心室颤动被认为可以电击，有可能通过除颤器纠正——也就是我们在医疗剧中听到的那种充电的嗡嗡声和“让开！”的呼喊声。
但心脏骤停的现实与屏幕上的描绘并不相同。在一项1996年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97集电视剧，涉及60次心肺复苏（CPR）尝试（发生在医院内外），其中四分之三的虚构患者至少在短期内存活下来。这可能会影响我们对康复率的看法。
一项较新的研究于2015年发表，考察了ICU患者家属及其他决策者的看法。研究发现，其中近四分之三的人认为心脏骤停后的存活几率超过75%。
心脏骤停后的真实存活几率虽有所改善，但情况更为严峻。一项分析涵盖24项院内心脏骤停研究，发现离院存活的几率平均约为15%。
屏幕上的描绘也未能完全反映实际的复苏过程。让心脏重新跳动是一个混乱的过程，在某些方面甚至有失尊严，周围充斥着哔哔作响的机器、呼吸机和其他器械。患者的大部分皮肤都暴露在外。房间里挤满了临床人员。
而虚构剧中关于心肺复苏的结局——存活或死亡——远不如编剧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清晰明确。医疗剧通常不会展示那些恢复了脉搏、却已与往日判若两人的患者。根据一项美国研究（该研究考察了2000年至2009年间近85,000名患者），院内心脏骤停幸存者中，略超四分之一将伴有一定程度的脑损伤。最糟糕的情况是，幸存者可能严重脑损伤，无限期地依赖呼吸机。
注册护士玛丽·曼奇尼（Mary Mancini）说，虚构的患者“醒来时总是那么完好、那么干净利落”。
已经在医院内发生心脏骤停的患者——无论是在急诊室还是其他地方——受益于医生、护士和设备近在咫尺。但他们往往病情已相当严重，无论是多年来一直患有心力衰竭，还是近期出现了严重疾病，例如败血症。
对某些患者而言，心脏骤停可能是“通往死亡的最后一步”，布拉马吉·纳拉莫图说。例如，根据一项分析，仅7%的晚期癌症患者能在院内心脏骤停后存活。
纳拉莫图表示，医院之间存活率的显著差异带来了一些希望：如果存活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医院采用存活率较高医院的部分策略，或许能挽救更多生命。
托尼·威廉姆斯（Tony Williams）是幸运儿之一。2018年，他正在接受一项小型择期手术，以切除背部和肩部的几个大囊肿，麻醉开始后不久，他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这完全出乎意料，”现年63岁、来自英格兰赫里福德郡的托尼说。托尼的心脏已进入心室颤动，电信号以快速而紊乱的方式放电。三分钟和数次电击后，他的心脏重新恢复了跳动。
咚。咚。咚。
尽管大众媒体中有所描绘，但除颤通常并非复苏的一部分。只有五分之一的心脏骤停患者能从电击中获益。
对于这一少数患者，根据美国登记数据，他们能存活并出院的几率大约是其他五分之四患者的两倍。但速度至关重要：越早接受电击，存活几率就越高。一项研究发现，近三分之一的除颤是在骤停发生两分钟以上后才开始的。
而且，在整个过程中，持续的胸外按压至关重要。“按压代替了你的心跳，”威斯康星州马什菲尔德医疗中心的急诊医师戴维·海格曼（David Heegeman）说。该中心也曾被纳拉莫图等人研究，因其存活率高于平均水平。“如果你停止按压，大脑就没有血流。”
几年前，海格曼分析了他所在医院的心脏骤停病例，发现按压有时会停止长达30秒，例如在检查患者脉搏时。现在，任何停顿都尽可能缩短，理想情况下仅需五秒，用于检查脉搏，或在下一次电击前恰好退开。
在进行心肺复苏和除颤的同时，医生和其他临床人员正努力查明是什么引发了骤停。可能是心脏病发作，也可能是败血症等严重病症或有毒物质暴露，以及其他可能性。
托尼后来得知，他的骤停是由他在手术中使用的一种抗生素引发的突发过敏反应（过敏性休克）所导致的。术后，他在重症监护室接受药物诱导昏迷数日。在他转出重症监护室后，受到惊吓的麻醉师前来探望他。
“他说：‘我真的很想与那个活下来的人握手，因为我们当时没给你多少机会。’”
至少在美国，存活率一直在提高，这一结论基于二十年前由美国心脏协会建立的医院自愿登记系统所公布的数据。到2009年，22%的患者存活至出院，而2000年这一比例为14%。
不过，这些进步未必能反映美国医院的整体情况。圣路加医院（密苏里州）的心脏病专家保罗·陈指出，即使到今天，参与该登记系统的美国医院也不到10%。“我们可能只是捕捉到了最佳情况。”
近年来，其他国家也已推出院内心脏骤停数据库和登记系统，包括日本和英国。但美国的登记系统历史最为悠久，产出了大量研究和见解。
例如，略超过一半的此类骤停发生在夜间或周末。但此时的存活机会明显更低，很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班人员较少。
持续进行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根本事实：在院内发生心脏骤停后能否存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恰好倒在哪家医院——即便是在约10%参与心脏协会质量改进登记系统的医院中，情况也是如此。
一项分析将登记系统中的468家医院按存活率分为十组，发现表现最差一组的患者存活率为12%，而表现最好一组为23%。即使在同类医院中，例如学术型医院或农村医院，存活率也存在巨大差异。
近年来，陈、纳拉莫图及其他研究人员对表现优于平均水平的医院进行了访谈和实地考察，其中包括达哈特和海格曼工作的医院。
他们日益意识到，复苏是一项团队运动，只有当成员经过充分培训（例如进行突击演练），并且在到达现场后立即明确各自的职责时，才能成功完成。
“我有时会用一个比喻：一个管弦乐团试图演奏一首优美的曲子，但他们从未一起排练过，”海格曼说。“你怎么能做到呢？”
再加上巨大的时间压力——必须完美、即时地完成操作。与治疗心脏病发作相比（其目标是在第一个小时内疏通阻塞的血管），陈表示，心脏骤停治疗的关键环节理想情况下应在远为紧迫的时间框架内完成。“不是60分钟，而是2分钟。”
存活结果较好的医院通常设有专门团队，团队成员（如达哈特）能够放下手中的一切，迅速赶往抢救现场。在医学用语中，心脏骤停被称为“code”。“我会直接冲过去，甚至不解释。”她说。
达哈特做护士已近三十年，她说，加入这个团队是她天生就该做的事情。“我热爱抢救，不瞒你说。我热爱那种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该团队也处理其他危机，并与医生、呼吸治疗师及其他众多临床人员密切合作。
但重症监护室护士才是团队的核心。在每次复苏尝试后，他们会进行汇报，总结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达哈特是那些向其他临床人员普及相关知识的人之一，帮助他们识别患者可能即将面临骤停风险的迹象，理想情况下，可以在骤停发生前将患者转入重症监护室。
十多年前，海格曼开始致力于提高心脏骤停存活率时，遭到了一些临床人员的反对，他们表示自己已经知道如何复苏患者。虽然他们的临床技能很强，但海格曼很快意识到，人们需要更多地作为团队进行练习，以免浪费关键时间。
例如，一名临床人员可能已经赶到现场，却要等待负责人分配其角色。有时可能会出现混乱，比如两人被指派去取除颤器，而另一项任务却无人执行。或者，过多的临床人员涌入现场，使本已高压的危机环境变得嘈杂且难以行动。
在他位于威斯康星州的医院，如今每班开始时，急救团队成员都会领到彩色挂绳，上面标明当天他们在心脏骤停救治中的角色，无论是呼吸治疗师、心肺复苏还是实验室工作。这样，一旦发出“code”呼叫，他们就能立即投入，并清楚每个人的职责。“你甚至不需要说一句话，整个流程就能完成，”海格曼说。
鉴于丽玛在恢复稳定脉搏前经历了90分钟，她的神经科医生持悲观态度。奥尔加说，他告诉家人，丽玛醒来的几率不到1%。据奥尔加回忆，他还说，即便奇迹发生她醒了过来，也很可能会有严重的脑损伤。
家人轮流守在丽玛的床边，从不让她独自一人。她的孪生姐妹飞了过来。牧师前来探望，在她床边祈祷。奥尔加说，在骤停后第五天临近时，家人们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决定是否让丽玛离开。随后，她开始有了动静，睁开了眼睛。她试图透过从口中延伸出来的呼吸机管子说话：“发生了什么？”
在社交媒体上，心脏骤停幸存者会分享关于记忆丧失、缺氧的分钟数以及是否记得任何体外体验的故事。丽玛不记得看到任何光亮，也没有感觉到进入天堂的感觉。但当她苏醒时，连接着呼吸机，母亲就坐在身旁，她暂时感到迷茫。她看到了一个似乎是父亲的幻影，他的手臂搂着母亲。
丽玛伸手去摸母亲的脸。她真的在房间里吗？尽管感到迷茫，她知道父亲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骤停后的几周里，丽玛学会了与几处因按压造成的骨折共处。她欣然接受了这些不适，视之为重获新生的代价。医生后来确定，她背部手术时使用的麻醉剂给心脏造成了压力，而她的心脏此前已存在未被诊断出的堵塞。
奥尔加一直在回想第一位医生对她说过的话——就是在丽玛于急诊室倒在他面前后，最先为她进行按压的那位医生。他说，通常情况下，他们在大约半小时后就会停止，因为心电监护仪显示为一条直线。但这位医生坚持说，他能感觉到一丝脉搏。于是他们继续抢救。
在那之后的几年里，丽玛在两家住院康复机构总共待了大约六个月，练习记忆能力、语言能力以及如何处理日常事务。起初她需要使用助行器，之后改用四脚拐杖。她已成年的儿子搬回来照顾她，持续了好几年。
如今她已能独立生活，但她承认，学习新事物对她来说更加困难。她过去很喜欢阅读，但现在很难跟上一本书的情节，“尤其是角色很多的时候”。
至于托尼·威廉姆斯，他刚出院时难以行走和自己穿衣，直到最近他才重新全职工作，担任建筑工地经理。起初，他常常思虑自己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有一种感觉，尤其是在最初阶段，你入睡时心里会想：‘我还能醒过来吗？’”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心脏骤停后存活，研究人员正试图更好地了解他们离开医院后的情况。玛丽·曼奇尼（任职于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也是美国心脏协会登记系统的创始人之一）表示，部分患者返家后需要更多支持。“他们经历了一场真正改变人生的事件。他们曾经死去。而我们把他们带了回来。”
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几年前设立了骤停后门诊，研究人员发现，持续存在的心理后遗症可能会损害未来的健康。一项研究发现，近三分之一的幸存者出院时患有相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其中患有此症的人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更有可能死亡或出现严重的心脏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科医生、该项研究作者之一萨钦·阿加瓦尔（Sachin Agarwal）推测，心脏骤停突然发生所带来的可以理解的压力，可能会破坏更健康的行为。幸存者可能会对运动感到紧张，担心引发骤停。他们可能不愿服药，甚至不愿看医生，因为这会让他们想起心脏停跳那天发生的事情。
热衷于提高院内存活率的医生和护士，对丽玛这样的故事感到振奋——在看似无法克服的困境中，几乎起死回生。
然而，他们也担心，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有些患者是无法挽救的。而且，对于患者及其亲人而言，远不止让心脏重新跳动那么简单。
“挽救更多生命——这绝对是真的，”曼奇尼说。“但我们必须在考虑是否在复苏正确的人的前提下开展这项工作。”
“如果你救活了很多人，但他们的神经功能并不完整，那就是个问题。”
当达哈特与病情非常严重的患者及其亲属讨论“不予心肺复苏”（DNR）文件时，她会提醒他们，复苏并不保证能够成功重启。
“我们能让你醒过来，”她会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保证你会恢复到现在这一刻的状态。”
但她说，对一些人来说，活着本身就已足够。“他们的理由与我无关。”如果没有DNR，达哈特和她的急救团队同事将尽全力重启那颗心脏。
尽管如此，仍很难不为患者可能失去了达哈特认为每个人都应得的东西而感到焦虑，那就是“优雅、有尊严的离去”。她仍然清晰地记得一位重症监护室患者，一名患有晚期4期肝癌的男子，“黄得一目了然”。虽然他明白自己的癌症可能导致何种死亡方式，但他选择不签署DNR。
“他明确地说：‘如果我的心脏停了，我希望你们让它重新跳动。’他在我们面前发生了骤停，情况很糟糕。我们从未能让他的脉搏恢复。”
在那次抢救之后，以及之后的许许多多次抢救之后，达哈特和团队都会进行汇报，讨论发生了什么、哪些做得好，以及下一位患者心脏停跳时可以改进哪些方面。然后，达哈特回到她的其他工作中，照顾病情危急的患者。
直到下一次抢救被呼叫。
然后她会立即飞奔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