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苗研发的作用不止于治愈当前的疾病。
• 这一领域还有助于开展常规疾病监测，及早发现疫情。
• 埃博拉疫情的历史展现了疫苗研发与疫情管理之间的联系。
目前已有100多种新冠肺炎疫苗正在研发，可以说，疫苗从未像现在这样受到广泛期待，也从未如此迫切。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通过疫苗接种，才能结束这场冠状病毒大流行、尽量减少生命损失，并让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
这场疫情残酷地表明，疫苗不仅能预防传染病、拯救生命，对于维护全球安全、社会凝聚力和经济稳定也至关重要。但如今全球都在关注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竞赛——我们几乎可以肯定需要不止一种疫苗——而研发预计需要12至18个月。这不禁让人发问：疫苗能否在疫情期间发挥更直接的作用？
我们已经知道，作为一项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疫苗接种的影响力和成本效益都名列前茅。疫苗接种已经消灭了天花，几乎消灭了脊髓灰质炎；近几十年来，还降低了曾经每年夺走数百万人生命的传染病发病率，例如麻疹，并帮助将儿童死亡率降低了一半。
但当新的威胁出现，或已知却长期遭忽视的传染病传播方式发生变化时，我们可能会猝不及防，遭遇突发的大规模疫情或大流行，而针对这些疾病的疫苗尚不存在。SARS、MERS、猪流感、埃博拉和寨卡疫情就是如此。
每次疫情都引发了疫苗研发竞赛；而每次即使成功研发出疫苗，也都未能及时发挥实质作用，帮助结束眼前的危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疫苗。埃博拉疫苗或许未能帮助结束西非疫情——该疫情感染了28,000多人，造成11,000多人死亡——但此后，它在防止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后续疫情失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针对性的疫苗接种
既然危机发生前我们已经了解其中一些疾病——埃博拉最早于1976年被发现，寨卡病毒则早在1947年就已被发现——为什么有些疾病至今仍没有疫苗？原因有很多，但归根结底，世界往往要等到传染病成为全球卫生安全威胁后，才会把它当作这样的威胁来应对。
在西非疫情爆发之前，埃博拉通常每隔几年造成数百人死亡，受害者主要是非洲极度贫困的农村社区居民。此外，这种疾病传染性极强，在农村环境中往往会自行消退——患者还来不及传播病毒，就已无法行动或死亡——因此它未被视为具有引发大流行潜力的疾病。研发疫苗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和时间，建造生产设施就可能耗资5亿美元；而由于风险最高的人数很少，且无力承担费用，因此没有市场动力推动埃博拉疫苗的研发。
当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埃博拉最终蔓延到人口更密集、传播速度更快的地区时，人们对其风险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即便当时死亡人数众多，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累计国内生产总值损失超过28亿美元，疫苗仍然没有明显的市场。
如今我们能够拥有埃博拉疫苗，完全得益于我所在的组织——疫苗联盟Gavi——向制造商提供了3亿美元激励资金，推动他们完成将候选疫苗推向市场所需的漫长且昂贵的流程。因此，我们现在正在储备50万剂获批的埃博拉疫苗，以应对未来疫情。唯有西班牙政府和La Caixa等慷慨捐助方的支持，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今年早些时候我会见桑切斯首相时，他重申了持续关注和支持疫苗工作的意愿，这让我深受鼓舞。
埃博拉疫情的经历也带来了一些教训。世界卫生组织（WHO）列出了11种可能引发大流行、当时尚无疫苗或治疗方法的传染病。随后，成立了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其职责是加快研发这些疾病的疫苗。如今，CEPI正支持研发八种新冠肺炎疫苗，其中部分资金由与Gavi有关联的国际免疫融资机制提供。
未知中的未知
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们对已知疾病认知中的一些盲点，但未知疾病或新毒株又该如何应对？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因为从进化角度而言，它们必然会出现。病毒一直在变异，人类活动也使我们日益频繁地接触病毒。
自1940年以来，已发现335种以上新出现的传染病，其中约60%可追溯到人类与动物的接触。导致新冠肺炎的SARS-CoV-2病毒等病毒可能存在于蝙蝠等野生动物体内。蝙蝠常携带能传染给人类的病毒，因为它们的生理结构和免疫系统为病毒繁衍提供了理想环境，同时又不会伤害宿主。
砍伐森林、农业生产以及销售活体野生动物或野味等人类活动，可能使人类暴露于这类病毒之下——人们可能接触的不仅是蝙蝠，还有奇特的犬科动物、猴子等其他野生动物，或蚊子等病媒生物；这些动物或病媒可能多年未曾接触人类。同样，流感等现有病毒也早已每年造成29万至65万人死亡，而且众所周知会发生变异，增加新型、更致命毒株出现的风险。
所有这些因素都增加了新发和现有疾病暴发的风险。多年来，全球传染病专家一直警告说，我们迟早会经历一场达到当前规模的大流行。
正如我们所见，我们需要担心的不只是病毒出现，还有它们传播的能力。人口增长、城市化、气候变化和人口迁移，让病原体的传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同时，气候变化也在改变蚊子等疾病传播媒介的分布范围，进而改变某些疾病的地理传播范围。随着更多人近距离生活，每年有超过十亿人跨越国际边境，疾病传播不仅更容易，也更难阻止。
防患于未然
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及早发现疫情。这意味着要加强疾病监测。全球各地已经建立了传染病监测网络，但网络覆盖可能存在明显漏洞，成效也参差不齐。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扩大监测覆盖面的方式，是改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尤其是在低收入国家，因为传染病往往在那里悄然出现而未被发现。
初级卫生保健通常是人们生病时首次接触医疗或卫生服务的渠道，因此实际上也是我们最早发现疫情的机会。但在世界许多地方，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仍十分有限，甚至根本不存在。Gavi正通过扩大国家儿童免疫接种计划来帮助改变这一状况。
如今，全球90%的儿童至少接种过一种常规疫苗，没有其他公共卫生干预措施能覆盖如此广泛的人群。扩大覆盖面不仅能保护更多儿童免受传染病侵害，还能改善传染病监测，因为免疫接种计划是初级卫生保健的入口。
儿童获得疫苗接种服务时，他们的父母和所在社区也能获得一系列卫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供应链、受过培训的卫生工作者、数据系统，以及至关重要的疾病监测。因此，通过扩大常规免疫接种，我们也在建立卫生预警系统的基础设施，从而提高及早发现疫情的能力。
在大流行背景下，这些免疫接种计划也十分重要，因为疫苗问世后，它们将成为全球疫苗分发网络的骨干，使我们能够尽快为所有人接种疫苗，即使是在卫生系统最薄弱的最贫困国家也能做到。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一线希望
那么，针对未知威胁或新毒株的疫苗又该如何研发？怎样才能加快速度？这场疫情期间我们面临的延迟，并非源于第一种疫苗的研发耗时。事实上，在SARS-CoV-2基因组序列公布后的几天内，第一种疫苗就已研发出来。真正耗时的是临床试验，这是确保研发中的疫苗安全有效所必需的。通常，临床试验需要5至10年，先在小规模人群中测试，随后在较大规模人群中测试，参与者多达数千人，涵盖患有其他疾病者、不同年龄和风险状况的人群，并持续一段时间。这对于确保疫苗安全、充分了解其可能提供的保护程度至关重要。因此，临床试验不能也绝不可省略。
然而，在当前危机中，或许可以采用适应性设计并同步开展这些试验，而不是依次进行，从而有可能加快进程。这场疫情可能带来的一线希望之一，是推动一系列新型疫苗技术问世，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下一场疫情。虽然在尚不清楚威胁是什么之前，不可能针对它研发疫苗，但目前作为新冠肺炎应对工作一部分而研究的一些疫苗技术，或许能让我们通过其他方式做好准备。
例如，一些正在研发新冠肺炎疫苗的团队正在研究疫苗平台方法。这种方法涉及建立一种分子递送系统，能够携带针对某一类疾病的多种不同抗原。疫苗平台的一项优势是，可以在疫情暴发前完成大部分安全性试验，充分了解并优化平台上的生产流程；明确应对的病原体后，再加入相应抗原。同样，mRNA和DNA疫苗能够大幅缩短开发这类有效载荷所需的时间，我们研发出第一种新冠肺炎疫苗时就已见证了这一点。尽管这些有效载荷仍需进一步测试，但在紧急情况下，疫苗研发所需时间将会大幅缩短。
疫苗能够，而且在许多方面已经在发挥关键作用，防止疫情升级为大流行。然而，对于当前危机，我们只能等待，并尽一切努力保护人们，直到新冠肺炎疫苗被证明有效、以空前规模生产出来，并确保疫苗问世后人人都能平等获得。只有人人安全，我们才安全。否则，这种病毒还会卷土重来。
世界经济论坛如何应对新冠病毒疫情？
如果我们希望疫苗在应对新冠肺炎等未来威胁时发挥更直接的作用——从进化角度看，未来必然还会出现更多威胁——并避免这场大流行重演，就需要开始认识到，疫苗在疫情暴发前就发挥着关键作用。疫苗不仅能在大流行期间保护人们，还能帮助及早发现疫情，防止疫情一开始就失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