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表明，全球体系十分脆弱。
凯末尔·德尔维什指出，这场疫情因此将给全球稳定带来三项挑战。
若无法克服这些挑战，病毒造成的后续冲击将严重得多。
如果说新冠肺炎危机让我们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近几十年来人们对超高效率和短期收益的执着追求，造就了一个极其脆弱的全球体系。现在是时候建立一个更具韧性的世界秩序，以经济、代际和国际团结为基础。
新冠肺炎危机是对人类团结空前的考验。富人——或者说所有收入稳定或有储蓄保障的人——会采取措施帮助贫困者和经济状况不稳的人吗？年轻人的死亡率较低，他们会作出牺牲来保护老年人吗？富裕国家的人们会接受向贫困国家转移资源吗？
只有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世界才能尽量减轻这场疫情造成的冲击；这场疫情已夺去近38,000人的生命，并使全球经济陷入瘫痪。然而，这一结果远非必然。
当前受到考验的第一种团结，是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团结；这或许是最容易实现的一种。新冠病毒感染了英国首相和王储、职业运动员以及多位好莱坞明星等人，这表明病毒并不在意一个人是富是贫。
然而，公共卫生措施带来的经济后果——例如无限期关闭企业和封锁——将不成比例地由经济保障较弱的群体承担，包括低收入者、按小时计酬的劳动者以及无法远程工作的人。在制定抵消疫情经济损害的策略时，政府必须考虑到这些差异。
到目前为止，相关举措还远未达到所需程度。以美国为例，许多措施，例如扩大病假福利，确实有助于低收入群体，但这些措施本应早就实施，其他发达经济体早已如此。其他行动，例如向所有公民寄送支票、命令联邦机构暂停驱逐和止赎，前景更好，但仍远不足以保护该国经济上脆弱的人群。
要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建立团结，领导人必须倡导无私的爱国主义，这种精神能促成战时共同承担牺牲（同时摒弃损害国际团结的狭隘民族主义）。那个陈腐的论调——帮助穷人会削弱工作积极性——即便在平时也难以令人信服，在疫情期间更是毫无可信度，这一点有助于推动团结。若其他办法都行不通，公民和政治领导人应牢记，低收入者仍是重要的消费者，而且（至少在民主国家）也是选民。
当前受到考验的第二个团结维度是代际团结。考虑到自我隔离措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要确保年轻一代长期配合或许并不容易；他们虽然可能因新冠肺炎出现严重并发症，但死亡率较低。
亲情纽带或许能大大增强他们遵守社交距离措施的意愿。然而，正如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做法也有局限——至少反方向的情况如此。迄今为止，今天的老一辈似乎不愿作出必要牺牲，以确保子孙后代拥有更可持续的未来。
不过，从这个意义上说，疫情或许能带来进步的机会。如果年轻人继续坚定支持旨在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厉短期措施，老一辈当然也能承诺在中期采取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
第三项新冠肺炎团结考验将是最难通过的一项。在政治领导人已经要求各国国内展现如此多团结、各国经济又遭受严重损失之际，向陷入困境的发展中国家慷慨转移资源，将很难让人接受。一些经济体，如法国和德国，已经限制或禁止关键医疗设备出口。
但是，如果一个人均收入为50,000美元的国家——大致相当于加拿大和德国的水平，低于澳大利亚、荷兰和美国——遭遇10%的经济萎缩，其境况仍会比疫情前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好十倍。更值得关注的是，如果贫困国家无法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病毒可能会在原以为已逃过一劫的富裕国家卷土重来。
因此，与发展中国家团结互助，既关乎道义，也关乎长远眼光。若未能通过这项团结考验，被边缘化国家将留下深刻的心理创伤，为各种极端主义和新的危机——从疫情到冲突——铺平道路，进而威胁所有人。
发达国家在采取措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后果时，也应与国际机构合作，制定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策略。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议的，提供即时流动性是良好的第一步，但一味增加债务并非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还需要提供赠款并再次免除债务，国际机构也必须确保所有国家都能获得所需的医疗设备和其他支持，包括粮食。
世界即将揭晓，数十年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能否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将所有人联结在一起的纽带——社会、道德和个人纽带。只有认识并加强这些纽带，我们才能以更可持续的安排取代脆弱且充满冲突的体系；这个体系服务于超高效率和短期收益，而新的安排将以经济、代际和国际团结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