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疫情对全球社会而言并非新问题，但冠状病毒带来了诸多挑战，包括其传播效率之高。
捐助国政府应将资金和精力投向本国公民，也投向中低收入国家。
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系统性变革，以帮助应对未来的疫情。
在任何危机中，领导人都有两项同等重要的责任：解决眼前的问题，并防止问题再次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世界现在需要拯救生命，同时改进我们应对疫情的整体方式。前者更为紧迫，但后者会产生至关重要的长期影响。
长期挑战——提升我们应对疫情的能力——并非新问题。多年来，全球卫生专家一直指出，另一场传播速度和严重程度堪比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疫情，问题不在于是否会发生，而在于何时发生。近年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已投入大量资源，帮助世界为这种情形做好准备。
如今，除了长期存在的挑战，我们还面临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过去一周，新冠肺炎的表现越来越像我们一直担心的那种百年一遇的病原体。我希望情况没那么严重，但在得到相反证据之前，我们应假定情况会如此。
新冠肺炎之所以构成如此大的威胁，有两个原因。首先，它不仅会导致有基础健康问题的老年人死亡，也可能使健康的成年人丧命。目前的数据表明，该病毒的病死风险约为1%；这一比例意味着其严重程度是典型季节性流感的数倍，介于1957年流感大流行（0.6%）与1918年流感大流行（2%）之间。
其次，新冠肺炎的传播效率相当高。平均每名感染者会将疾病传染给两三个人，呈指数级增长。还有有力证据表明，病情轻微甚至尚未出现症状的人也可能传播病毒。这意味着，新冠肺炎将比中东呼吸综合征或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更难遏制；后两种疾病只会由已出现症状的人传播，传播效率也低得多。事实上，新冠肺炎仅用四分之一的时间，病例数就已达到SARS的10倍。
好消息是，国家、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公共卫生机构可以在未来几周采取措施，减缓新冠肺炎的传播。
例如，捐助国政府在帮助本国公民应对疫情的同时，也应帮助中低收入国家为这场大流行做好准备。许多这类国家的卫生系统早已不堪重负，像冠状病毒这样的病原体可能很快就会使其瘫痪。而较贫困国家的政治或经济影响力有限，因为富裕国家自然倾向于优先保障本国人民。
现在帮助非洲和南亚国家做好准备，我们就能拯救生命，也能减缓病毒在全球的传播。（我们近期作出的这项承诺中，有相当一部分将特别用于发展中国家。梅琳达和我承诺提供的资金总额可能高达1亿美元，旨在为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的行动启动提供助力。）
世界还需要加快新冠肺炎治疗方法和疫苗的研发。科学家在短短几天内就完成了病毒基因组测序，并开发出多个有希望的候选疫苗；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也已在为最多八种有希望的候选疫苗准备临床试验。如果一种或多种疫苗在动物模型中证明安全有效，最早可于6月开始更大规模的试验。借助已完成安全性测试的化合物库，以及运用包括机器学习在内的新筛选技术来识别抗病毒药物，也可以加快药物发现进程；这些药物可能在数周内准备好接受大规模临床试验。
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应对当前危机。但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系统性变革，以便在下一场疫情来临时，能更高效、更有效地作出应对。
帮助中低收入国家加强初级医疗卫生系统至关重要。建造一家诊所，也是在建设抗击疫情所需的部分基础设施。受过培训的医护人员不仅能接种疫苗，还能监测疾病规律，成为预警系统的一部分，及时向世界发出潜在疫情的警报。
世界还需要投资疾病监测，包括建立相关机构能够即时访问的病例数据库，并制定规则，要求各国共享信息。政府应能查阅受过培训、随时准备立即应对疫情的人员名单，涵盖地方负责人和全球专家；还应能查阅紧急情况下需要储备或调拨的物资清单。
此外，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系统，能够研发安全有效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为其取得批准，并在发现一种快速传播的病原体后的几个月内交付数十亿剂。这项艰巨挑战涉及技术、外交和预算障碍，也需要公私部门携手合作。但所有这些障碍都可以克服。
疫苗研发的一项主要技术挑战，是改进传统的蛋白质制造方法，因为这些方法在应对疫情时速度实在太慢。我们需要开发安全性可预测的平台，使监管审查能够迅速进行，同时让制造商能够以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疫苗剂量。对于抗病毒药物，则需要建立有组织的系统，以快速、标准化的方式筛选现有疗法和候选分子。
另一项技术挑战涉及基于核酸的构建体。病毒基因组完成测序后，几小时内就能制备这些构建体；现在我们需要找到规模化生产的方法。
除了这些技术解决方案，我们还需要通过外交努力推动国际合作和数据共享。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的开发涉及大规模临床试验及跨国许可协议。我们应充分利用全球论坛，就研究重点和试验方案达成共识，让有希望的候选疫苗和抗病毒药物快速完成这一流程。这些平台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研发蓝图、国际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与新发感染联盟试验网络，以及传染病防范全球研究合作。这项工作的目标应是在不损害患者安全的前提下，于三个月或更短时间内取得明确的临床试验结果并获得监管批准。
这些工作的预算需要扩大数倍
接下来是资金问题。这些工作的预算需要扩大数倍。完成新冠病毒疫苗的III期试验并取得监管批准，还需要数十亿美元；改善疾病监测和应对工作也需要更多资金。
为什么这需要政府拨款——私人部门不能独自解决吗？大流行病相关产品的投资风险极高，制药公司需要公共资金降低其工作的风险，才能全力投入。此外，政府和其他捐助方还需要以全球公共产品的方式，为制造设施提供资金，使其能在数周内生产出疫苗供应。平时，这些设施可以为常规免疫接种项目生产疫苗；大流行期间，则能迅速改装用于生产。最后，政府还需要为疫苗采购和分发提供资金，确保疫苗送达需要的人群。
显然，投入数十亿美元开展抗击大流行病的工作是一笔巨款。但解决问题需要这样的投资规模。考虑到疫情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看看新冠肺炎如何扰乱供应链和股市，更不用说影响人们的生活——这笔钱将很划算。
最后，政府和业界需要达成共识：大流行期间，疫苗和抗病毒药物不会只卖给出价最高的人。疫情中心地区最需要这些药物的人们也能获得它们，而且负担得起。这么做不仅是正确之举，也是截断传播、预防未来大流行病的正确策略。
这些就是领导人现在应采取的行动。时间不容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