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政府已开始因新冠疫情释放部分囚犯和移民拘留人员。
保护被监禁者并非出于仁慈，而是为了正义。
如今必须释放大批囚犯，首先释放那些对社会威胁最小或最容易受到疾病侵害的人。
疫情期间，监狱或移民拘留中心是个糟糕的去处。大量人员挤在一起，病毒很容易传播。鉴于此，一些政府已开始释放部分囚犯和移民拘留人员。
然而，各国的释放人数差异很大。土耳其和伊朗正在释放数万名囚犯，而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却迟迟不行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荷兰都行动缓慢。英国原计划释放最多4,000人，占囚犯总数的5%，但实际获释人数很少，随后又因行政工作失误而完全停止释放，导致获释的竟是错误的人选。
世界各地最常见的应对方式，是把囚犯锁在牢房里，并禁止探视。这引起了囚犯的不满。意大利和哥伦比亚都爆发了骚乱。
移民拘留中心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新泽西州的拘留中心暴发新冠疫情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释放了数百人，但鉴于美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移民拘留体系，这个数字并不大。曾在奥巴马执政期间领导ICE的约翰·桑德韦格呼吁释放所有被拘留者，但对可能危及安全或有逃跑风险的人除外。在英国，被拘留的移民不仅谴责迟迟不予释放，也批评拘留设施内的疾病预防措施。他们反映口罩、免洗洗手液和检测供应不足。
对于监狱和拘留中心，倡议人士都在紧急呼吁加快释放进程，并优先释放最脆弱的人群：许多年长、健康状况不佳或两者兼有的被监禁者。（如果你以为监狱里只有年轻人，那就错了。如今在美国，55岁以上的囚犯人数已超过18至24岁囚犯人数。）但释放他们的理由究竟是什么？犯下罪行或违反移民规定的人为什么应该获释？
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人道主义。从这一角度看，冷酷的正义会要求被监禁者继续留在狱中，但一个体面的社会会以仁慈调和正义。当人们的健康面临风险时，我们愿意不再追究他们过去的过失。更注重实际的人还会补充，面临风险的不只是囚犯。囚犯感染病毒后会传染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又会将病毒传播给更广泛的公众。
人道主义和公共卫生或许都支持释放囚犯。但我认为，我们可能低估了释放的理由。在疫情时代，保护被监禁者最好应被视为正义本身的要求，而非仁慈之举。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考察一个在法律和伦理学中都关乎正义的核心概念：比例原则。比例原则认为，即便为了实现有价值的目标，也不能让人承受不适当的代价。要说明它的重要性，或许最好的方式是举例说明它遭到违背的时代和地点。例如在中世纪，人们会因盗窃等轻罪被处以绞刑。如今我们认识到这是错误的。这并不是说绞死轻罪犯未能实现正当目标，例如遏制更多犯罪。毫无疑问，它确实做到了。绞刑之所以错误，是因为鉴于所犯罪行，施加的代价远远超出了罪犯应承受的程度。
因此，比例原则对惩罚罪犯至关重要。在实施移民限制时，它同样不可或缺。即便我们同意有时有理由实施限制，执行限制也不能不择手段。诸如将子女与父母分开，或像丹麦人民党曾声名狼藉地提议的那样，向移民船只开枪，这类严厉措施完全不可接受。无论这些措施是否有助于遏制未经授权的越境行为，这一点都成立。有效性和比例原则是两个不同的考量。
现在来看疫情。在疫情开始之前，人们已经判断应如何合乎比例地对待罪犯和未经授权的移民。对罪犯而言，这一点尤其明显。罪犯要经过量刑，而量刑的核心目的就是确定相称的惩罚。对移民来说，拘留期限往往无法确定（这本身就有争议），但即便如此，拘留仍接受司法审查，且人们预期拘留只是暂时的。还有一点显而易见，甚至很容易被忽略：移民以及几乎所有罪犯（不包括死囚）按理都只应失去自由。他们的身体理应不受伤害，保持完整。
然而，面对本应发生的情况，疫情改变了一切。人们如今承受的不仅是失去自由，他们的生命也面临危险。这就仿佛人们原有的判决被撕毁，又被判处了新的刑罚。除了法院和移民法庭判定他们应承受的一切，他们现在还暴露于病毒之中。
世界经济论坛正在采取哪些行动应对新冠疫情？
我是在建议释放所有人吗？不是。我们仍需权衡监禁的目的与其代价。但我们进行这种权衡的方式必须改变。鉴于疫情，如今必须释放大批囚犯，首先释放那些对社会威胁最小或最容易受到疾病侵害的人。
绞死轻罪犯是错误的。向移民船只开枪是错误的。疫情期间拒绝释放囚犯虽未严重到那种程度，但也并非全然不同。它同样违背了比例原则。正义要求我们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