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期间维持全球教育的努力，为我们如何重新构想后疫情时代的教育体系提供了启示；
要实现这种重新构想，政策制定者必须能够制定并采取措施，同时与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开展合作；
在改革教育体系的过程中，建设这些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方的能力至关重要。
过去一年，新冠疫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考验着世界各地的教育领域。从在线学习的大规模普及，替代性服务提供者的出现，到为应对疫情所作出的非凡努力，这些都促使人们重新构想学校教育在后新冠疫情时代的样貌。
这种重新构想取决于各级、各领域的利益相关方能否清楚认识到，新的和现有的方法在应对诸如学习损失或数字鸿沟等挑战时各自带来的希望与风险；这些挑战是持续蔓延的疫情造成或加剧的。
这还要求政策制定者能够制定并采取措施，积极发挥优势，同时谨慎缓解局限。他们还必须动员并协调多元化利益相关方的努力。因此，如果不考虑如何重新构想相关行动者和机构的能力建设，教育的任何重新构想都难以实现。
这不仅仅关乎资金或承诺
长期以来，受过教育的人口一直被视为经济和人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体现了人们对通过能力建设实现发展目标的更广泛承诺；这一议题不仅始终位列各国政府议程前列，也日益受到国际组织和全球慈善机构的推动。仅在非洲，世界银行就提供了价值超过90亿美元的贷款和9亿美元的赠款，用于1995年至2004年的能力建设。
尽管人们满怀希望、热议不断，但许多教育体系中的能力建设成效充其量只能说乏善可陈。印度近期的一个案例是某项计划，其核心原则是“针对具体学校量身定制改进规划”，并提供定期跟进、指导和支持。尽管该计划已扩展至60万所学校，以彰显全国改善学校管理的决心，近期一项研究发现，该计划并未产生任何影响。政府和捐助方投入的数十亿美元，让这一结果更加令人震惊和费解。因此，重新构想能力建设不仅是应对新冠疫情的当务之急，对更广泛的教育治理也具有紧迫意义。
为何必须更深入地理解政策能力
能力建设的有效性，要求负责设计和实施相关工作的政府机构具备相当程度的政策能力。这一点十分重要：如今，教育工作者和利益相关方需要建设更为复杂的一系列能力，以提升教育的质量和包容性；相比之下，上一代教育工作者所需的关键能力——筹集资金并将其转化为基础设施投入，以扩大入学机会——则较为直接。
尽管如此，无论在概念层面还是实际操作中，识别这类政策能力仍然面临挑战。提升概念清晰度的一种方式，是借鉴公共政策文献中的近期进展；相关文献将政策能力理解为“履行［分析、执行和政治］职能所必需的一系列技能和资源——或胜任力与能力”。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基于这一概念框架，考察了北京和德里的政府学校教师能力建设举措，并探讨政策能力与举措成效之间的关系。这项近期研究发现，尽管两地政府都相当积极地致力于教师能力建设，但其分析能力有限，表现为未能充分征询教师对培训需求或偏好的意见。
北京通过一个高度融入体系的专家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该网络包括教师，他们通过能力建设体系积累专业知识，并得到体系的正式认可。研究发现，在执行层面，德里的培训计划在覆盖范围和定期开展方面都不尽如人意；而北京则通过更全面、更有针对性的培训体现了其能力。
最后，两地都展现出为学校教育投入预算的政治能力。然而，在德里的利益相关方协调中，教师（尤其是客座教师）的声音远未得到充分重视。相比之下，北京体系中的参与平台数量众多、形式多样，这对于纳入教师意见、促进利益相关方参与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项比较研究展示了分析、执行和政治能力的差异如何共同解释能力建设举措成效的不同，并说明政策能力这一概念可以为重新构想学校教育中的能力建设提供有益方向。
同样可以进一步探讨，在新冠疫情背景下，能力建设要求政府具备一系列能力：及时了解关键利益相关方在新冠疫情引发的教学与学习变化中的经历，制定并实施适当的培训或激励工具，并通过利益相关方协调与对话，巩固政治支持与信任。
所需政策能力的具体组合因情境而异。不过，从世界上两大教育体系的经验中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这类计划不应忽视那些本应通过计划建设能力的利益相关方，而应积极让他们参与其中，以了解并进而满足其专业需求。否则，原本旨在提供支持的自上而下计划实施很可能令人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