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服务供应与商品供应一样遭受了严重扰乱。
在全球应对新冠病毒第二波和第三波疫情之际，统一界定“基本服务”有助于减轻供应中断。
新冠疫情扰乱全球商品供应的同时，也扰乱了服务供应。各国对“基本服务”的定义不一，形成了意料之外的贸易壁垒：一些出口国允许相关业务运营，而另一些进口国却不允许（反之亦然）。统一理解“基本服务”的含义（确保各国将信息技术和数字服务与医疗保健及民政服务一并列为基本服务），有助于缓解全球服务供应中断；如果未来几个月全球经济面临新冠疫情“第二波”或“第三波”，这一点尤其重要。
信息技术服务和数字赋能服务需求激增
疫情促使全球更加依赖数字赋能服务，以保持社交距离，同时维系社会联系并确保经济运转。下图显示，疫情期间美国应用程序的使用量急剧上升，其中视频会议应用程序的增长最为显著。
各种数字工具的使用量都出现了类似增长。例如，今年3月，Facebook 报告称，其在线消息服务的使用量增长了50%；在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国家，语音和视频流量翻了一番。一些国家的变化尤为显著，例如意大利使用Facebook群组通话的时长增长了1,000%，泰国Zoom用户数量增长了828%。
随着这些变化，信息技术服务需求激增。在一些调查中，74%的消费者表示互联网使用量显著增加：移动网络每天增加1小时，固定宽带每天增加2.5小时。
提供信息技术服务并应对供应中断
世界各国开始实施新冠疫情应对措施后，各国政府对待信息技术商品和服务的方式存在差异，这一点逐渐显现出来。
在美国，基本服务的宽泛定义不仅包括制造支持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解决方案的信息技术产品（如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也包括向需要使用这些产品的客户配送产品并提供维修服务。这种包容性有助于减少供应中断，因为数百万美国人开始在家工作和学习。
一些国家的政策豁免了信息技术产品制造，但没有豁免产品配送或维修服务。例如，如果某国将电信纳入基本服务，相关术语仍可能让人无法确定这一类别是否包括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还是仅指互联网和电话服务。
在一些国家，互联网服务、信息技术服务以及部分数字赋能服务获准不受居家令限制。然而，一些信息技术服务（例如云服务提供商，其业务模式决定了它们具有相当强的全球性）和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却受到人员流动或封锁限制。BSA软件联盟包括Salesforce、亚马逊云科技和微软等公司，向这些政府致函，要求将这些服务列为“基本服务”。云服务、软件和硬件平台，以及其他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服务，对于服务和商品供应链的正常运转都至关重要。
其中一些信函还呼吁继续建设和安装新设施，并将这些活动也视为“基本服务”，因为在前所未有地依赖远程服务的时期，这些设施会影响互联网拥堵情况。全球许多人口无法获得优质互联网服务，这仍是获取远程医疗服务的主要障碍之一。
此外，一些国家将商品进口限制在基本产品范围内，却没有把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列入其中，导致银行、医院、学校以及需要信息技术系统来维持远程运营的企业难以获得所需库存。
无意之中，世界各地对“基本服务”的定义差异影响的不只是贸易，也影响了投资决策。较窄的定义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部分总部设在海外的企业开始质疑其对业务离岸外包的依赖，并重新考虑在业务流程外包（BPO）任务中进一步使用人工智能。一些企业已开始在本土招聘人员，承担某些职能，例如呼叫中心业务。2019年，信息技术外包（ITO）和业务流程外包（BPO）离岸业务的全球收入约为925亿美元，任务分配的重新调整可能会显著影响印度、中国等在全球离岸服务供应中居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的就业和收入来源。
统一界定“基本服务”，有助于确保各国在未来危机中更具韧性。
如何避免全球服务供应中断？
如果关于第二波和第三波疫情的预测准确，政策制定者应利用接下来的几周，认真评估哪些政策最有效地遏制了疾病传播，同时又允许关键经济活动继续进行。
包括全球服务联盟在内的服务业成员已经呼吁制定解决方案，以应对“各国封锁措施彼此不协调、缺乏统一”的局面，从而“避免限制全球基本支撑服务的供应”。正如全球服务联盟所指出的，必须确保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可用，这样数字化方案才能帮助政府和公民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检疫限制。
有许多政策需要评估，其中应首先讨论哪些商品和服务构成基本商品和服务。要为这一类别制定单一的全球定义并不现实，而且可能也不可取，因为各国处于卫生危机的不同阶段，既希望保护本国公民，也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维持经济活动。然而，清单中应优先明确纳入信息通信技术商品和信息技术服务，以确保封锁期间经济和社会能够远程运转。信息技术服务具有支撑功能，让人们得以使用远程会议到远程医疗等众多其他服务，因此在这种时期尤为必要。
无论是在二十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还是世界经济论坛通过新冠行动平台或其他层面开展相关讨论，都将有助于汇集各方声音，寻找持久解决方案。这些方案不仅能帮助经济体应对未来的封锁措施，也将确保各国在未来危机中更具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