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新研究估计，如果美国于4月1日普遍强制要求佩戴口罩，到6月初死亡人数可能减少近40%。
遏制政策对新冠肺炎病例数和死亡人数影响很大，既直接降低了传播率，又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间接发挥作用。
它们约占所观察到的病例和死亡增长率变化的一半。
新冠疫情引发了大量利用观察数据评估各类政策的研究（例如Courtemanche等，2020；Deb等，2020；Hsiang等，2020；Pei等，2020；以及Abouk和Heydari，2020），但对于如果不实施这些政策措施，病例和死亡情况会如何发展，目前尚无一致结论。
评估遏制政策对新冠肺炎传播的反事实效应十分复杂。即使没有任何政策，人们也会基于传播风险信息做出理性且自愿的反应。这使得难以区分政策效应与自愿行为反应的效应。
为了相对于人们的自愿反应，恰当评估政策所起的作用，我们基于以下因果路径图（Chernozhukov等，2020）构建了一个实证框架。该框架包含五个关键组成部分：(1)混杂因素，如社会人口特征；(2)关于当前感染水平和增长率的信息；(3)对信息作出反应的政策；(4)人们对信息和有效政策作出反应的地方行为，这四者共同决定(5)最终结果，如病例和死亡增长率。该系统是动态的：今天的健康结果将成为下一阶段的信息。
图1 因果路径图
该因果框架明确认识到，政策不仅直接影响新冠肺炎的传播（通过口罩），还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间接发挥作用（通过餐厅关闭、学校关闭、居家令）。它还认识到，人们会对新信息（如其所在州的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作出反应，并且即使在没有任何政策的情况下，也会自愿调整自身行为（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戴口罩）。
该框架结合参数化结构方程，能够将新冠肺炎病例和死亡的增长定量分解为三个组成部分：直接政策效应、通过行为产生的政策效应，以及人们对新信息作出反应的直接行为效应。1
现有的许多论文分别分析了因果图的不同部分。在本文中，我们采取了更为整体的方法，分析完整的因果动态模型，既分析政策对感染和行为（以谷歌出行报告所反映的行为为准）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利用美国州级数据，我们通过在模型内开展反事实实验，考察口罩强制令和其他封锁政策如何影响病例和死亡的增长率。
员工佩戴口罩的强制要求直接减少了传播
图2展示了原始数据的事实：自2020年4月底以来，对面向公众的企业员工实施口罩强制令的美国各州，其病例和死亡增长率往往低于未实施口罩强制令的州。
我们的因果分析控制了诸多混杂因素和动态变化，证实了这一原始数据结论。该效应主要是直接的（不影响人们的行为），表明佩戴口罩降低了每次接触的传播风险。
图2 美国原始数据证据：未实施口罩强制令的州（红色）与已实施口罩强制令的州（蓝色）的病例和死亡平均增长率
图3显示了基于估计的因果动态模型所进行的反事实分析结果。如果于4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强制要求面向公众的企业员工佩戴口罩，病例的周增长率可能降低多达10%，这意味着死亡人数累计相对减少近40%（90%置信区间为[17,55]%）。这意味着到6月初，可能多挽救1.7万至5.5万条生命；截至2020年5月27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报告美国死亡人数为99,031人。
图3 若于4月1日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强制面向公众的企业员工佩戴口罩，所引起的死亡人数相对下降
我们的研究结果得到了Mitze等（2020）基于合成控制法、使用德国数据的另一种因果方法的证实，该研究报告增长率绝对下降了20%。2 我们的研究结果还与Hou等（2020）的实验室结果相一致，后者表明鼻腔可能是感染的主要初始部位，因此支持“广泛使用口罩以防止气溶胶、大飞沫和/或机械性接触鼻腔通道”。3
我们本可以让非必需企业继续营业吗？
在图4中，另一项反事实实验表明，让非必需企业继续营业（电影院和健身房除外，餐厅保持“仅外带”模式）可能使累计病例和死亡人数增加15%（90%置信区间为[-20, 60]%）。
图4 让非必需企业继续营业对美国新冠肺炎病例的影响
这些发现与其他分析结果一致，即关闭非必需企业几乎不影响保持社交距离的行为（Maloney和Taskin，2020）。这表明，普遍实施口罩政策可能足以弥补让经济的大部分领域保持开放所带来的影响。
居家令（或就地避难令）
图5显示，如果没有居家令，到6月初，总病例数可能增加80%（90%置信区间为[25,170]%）。这意味着，若没有居家令，可能多出50万至340万美国人感染，这一证据表明，通过取消居家令实现重新开放，可能导致病例和死亡大幅增加。4
图5 美国未实施居家令对新冠肺炎病例的影响
政策还是私人行为反应？
Hsiang等（2020）和Chernozhukov等（2020）发现，遏制政策大幅降低了美国新冠肺炎的增长率，政策大致解释了所观察到的确诊病例和死亡增长率下降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
我们进一步发现，政策以及有关过往病例和死亡的信息共同决定了人们的保持社交距离行为，其中政策效应解释了所观察到的谷歌出行变量下降的约50%，行为效应则占另一半。5 估计结果表明，政策效应和行为效应对病例和死亡增长都很大。除强制佩戴口罩外，遏制政策主要通过影响行为间接作用于病例和死亡。
社交媒体上有许多强烈观点认为，遏制政策并无作用，所观察到的新冠肺炎增长率下降和保持社交距离行为几乎完全源于人们对信息的私人反应。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是对统计分析的误读所致。
例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难以识别学校关闭的效应。如图6和图7所示，学校关闭的时间（图7）早于或几乎与谷歌报告所示出行量的大幅下降（图6）同时发生。
图6 前往“工作场所”的频率
图7 美国学校关闭情况
学校关闭的增加也与新冠肺炎总病例数的大幅增长同时发生，而总病例数是一个信息变量。由于学校关闭在各地区之间缺乏横截面差异，难以区分信息对行为的影响与政策对行为的影响。显然，学校关闭可能通过对家长的出行施加非常严格的限制而影响行为，但要准确量化这一政策效应，则需要更丰富的数据。6
经济相关性
许多新论文正在对各类政策进行经济评估（例如Chetty等，2020；Coibion等，2020）。理解遏制政策对死亡和病例的影响，对于权衡健康与经济福祉之间的取舍至关重要，因为死亡会直接造成经济损失，而部分新冠康复者可能遭受长期健康并发症（参见例如Alvarez等，2020；Baqaee等，2020；Fernández-Villaverde和Jones，2020；Acemoglu等，2020；Keppo等，2020；McAdams，2020）。
尽管某些遏制政策的经济效应难以立即评估，但口罩政策的效应是明确的，并可通过一个简单计算得出：4月和5月挽救的4万条生命，乘以生命的统计价值（例如500万美元），可得出2000亿美元的经济影响——这一数额比普遍实施口罩政策的成本高出一个数量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