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埃尔巴拉迪解释我们如何在新冠疫情之后重建世界。
尽管疫情威胁着稳定、世界秩序和人类发展，他仍主张，新冠疫情将开启全球和平与国际合作的新纪元。
短短数月间，新冠疫情已使世界发生了几乎认不出来的变化。然而，应对共同威胁所必需的国际合作却无处可见。这并不令人意外：我们未能有效应对新冠危机，反映出根深蒂固且严重失衡的价值观与优先事项。
1952年，美国政治家阿德莱·史蒂文森 宣称：“人类的伟大敌人是战争、贫困和暴政，以及它们对人类尊严的攻击，而这些攻击是各自最严重的后果。”近七十年后，这些敌人依然与从前一样强大。
战争持续主导——并扰乱——人类的历程。尽管我们共同经历了种种恐怖，暴力仍是我们应对分歧的默认方式。冷战结束三十年后，核武器以及可怕的“相互确保毁灭”理论，仍是全球安全的支柱。
与此同时，各方在《联合国宪章》中达成的武力使用限制正遭到无视，甚至被蔑视。人道主义法日益显得像是过去的遗物。构想提出十五年后，旨在防范最严重暴力与迫害的“保护责任”已沦为历史脚注。富人和有权势者公然蔑视国际刑事法院。
正如全球对当前难民危机的应对所严重暴露的那样，我们始终将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置于人的生命之上。去年，官方发展援助金额占不足10%的全球国防开支。
尽管近几十年来减贫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约1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即低于世界银行设定的每日1.90美元贫困线，时间为2015年，世界银行预计新冠危机将使该总数增加4000万至6000万人（今年）。与此同时，急剧上升的不平等正把许多社会推向社会动乱。
专制统治似乎也在抬头。全球三分之一的国家正受压制性的威权政权统治，许多民主国家正沦为民粹主义的牺牲品。侵犯人权的行为——例如打压自由媒体和政治异见、迫害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警察暴行以及有针对性的杀害，仅举数例——却大多只招致国际社会的一些关切表态。
随着战争、贫困和暴政的蔓延，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只会日益增长。如今，世界面临的最重大威胁——如气候变化、传染病、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并不尊重国界。应对这些威胁的唯一途径是携手合作。
然而，联合国等国际合作的关键平台近年来却在不断受到削弱，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与政治瘫痪，加上资源日益减少，已削弱了它们的权威。令人深思的是，新冠危机爆发后，联合国安理会用了一个多月才召开会议。两个月后，其成员国仍未就协调应对计划达成一致。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镇压、竞争、暴力、歧视和排斥是人类境况中不可避免的特征。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试图建立一个以自由、公平和包容等原则为基础的世界，就等同于试图改变我们的本质。
但这一论点至多不过是牵强之言。毕竟，我们如今已断然拒绝了许多曾被视为自然且不可避免的暴行，例如奴隶制和酷刑。尽管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解决基于性别和种族等因素的歧视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
这一信息很明确：我们的思维模式远非一成不变。相反，价值观的重新校准是人类进化中不可避免的特征。
当今迫切需要这样的价值观重新校准，以建立一种全球合作新范式，其基础是人的尊严、平等、包容、多样性和团结等原则。要使这一体系运转，必须对暴政零容忍，地缘政治竞争必须让位于对话。
此外，安全的概念必须得到彻底重新思考。对核武器和军事力量展示的依赖，应让位于通过解决共同问题（如网络威胁）来建立信任。对独裁者的绥靖在新范式中不应有容身之地，但对外部政权更迭和单边制裁也不应有。
更广泛地说，安全概念应远远超越物理层面，包括关注确保食物、健康、教育和就业等基本人类需求得到可靠满足。普遍基本收入和财富税等政策，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
所有这些都需要新的治理方式。在许多民主国家，公民已对政治阶层失去信任，并日益怀疑金钱对其领导人和机构的影响。美国的抗议活动凸显出许多人认为自己的声音未被倾听的程度。扭转这一趋势，不仅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来保护民主进程，还需要努力改善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之间的平衡。
在国际层面，必须赋予各机构应对全球化世界挑战的权力和资源。只有提升各机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我们才能有效抵御近年来日益抬头的民粹主义和仇外心理。
如果疫情让一件事变得清晰，那就是我们同属一个人类大家庭。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即照顾彼此，也照顾我们所有人赖以生存的地球——我们中的任何人才能期待更美好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作不仅是一项道德要务，也是一项关乎生存的要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