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超过10亿儿童受到停课影响。
在线学习填补了许多空缺，这意味着许多儿童的屏幕使用时间有所增加。
根据《儿童网络安全指数》，约60%的8至12岁儿童面临网络风险，包括网络欺凌。
DQ研究所创始人朴俊贤解释了如何帮助孩子安全上网，以及我们需要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传授数字公民素养。
今年夏天，朴俊贤13岁的儿子将拥有他的第一部智能手机。
这并非这位育有两个孩子的母亲轻率做出的决定。他通过了一项数字公民素养测试，在八项核心数字技能上获得115分，因此赢得了使用这部设备的资格。
朴俊贤对这项测试非常熟悉，因为正是她设计了这项测试。
朴俊贤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统计学家，也是世界经济论坛青年全球领袖，她率先提出了“数字智商”（DQ）这一概念。她执掌DQ研究所，该机构通过《儿童网络安全指数》，衡量全球各地儿童的网络安全状况。
“这源于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情，”她说，“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我希望我的孩子成为有智慧的人。机器比我们更聪明，也可能比我们更仁慈，但我希望我的孩子比机器更有智慧，而智慧意味着作为具有价值观的人类做出正确的决定。”
她还发起了全球性运动#DQEveryChild（每个孩子都是DQ），旨在通过数字公民素养赋能8至12岁的儿童安全上网。数字公民素养是一套明智使用技术的能力，有助于将网络风险降至最低，并最大限度地发挥技术的潜力。
为此，朴俊贤创建了在线教育平台DQ World，课程涵盖从批判性思维、屏幕使用时间到网络欺凌和隐私保护等多项技能。
然而，在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各地的封锁措施导致学校停课，保障儿童安全上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键。
截至5月16日，69.3%的在册学习者因新冠疫情受到停课影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全国范围内共有158个国家实施了停课措施。
朴俊贤设立了一项新冠疫情应急响应基金，旨在为全球各地的家庭和学校免费提供儿童数字准备工具包，帮助各国在学校停课期间及疫情之后持续保障儿童的网络安全。
朴俊贤在此解释了儿童在封锁期间面临的风险，以及数字公民素养将如何使世界受益。
封锁期间的情况如何？
我们于今年2月发布了《儿童网络安全指数》（COSI）。该指数基于我们过去三年通过#DQ每个孩子（#DQ Every Child）运动收集的数据，并与世界经济论坛合作完成。当然，网络连接缺失是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但COSI关注的是那些能够上网、却不知道如何以安全、负责任且符合伦理的方式使用网络的儿童。
在30个国家中，60%的儿童至少经历过一种网络风险，包括网络欺凌、游戏障碍、网络性行为或声誉风险、虚假新闻等。风险并不等同于伤害，但大量儿童在网络上获得了负面体验，这一数字十分惊人。
这还是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的情况，你可以想象现在的状况如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称，全球学校已停课的儿童中，有50%无法使用电脑，因此数字鸿沟问题显而易见。然而，在那些能够上网的儿童中，我们看到未受监管的屏幕使用时间急剧飙升。同时，教师和家长的支持也明显不足。
就在线学习而言，数字不平等问题有多严重？
新加坡是少数几个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广泛开发在线学习平台的地方之一，但并非每个国家都有能力这样做。应对能力最强的学校往往是此前已投资在线学习的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而许多学校，主要是全球南方的公立学校，并未为这场危机做好准备。这是教育领域的一场变革，但该体系的准备程度存在差距。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预算遭到削减，教师也未接受在线教学方面的培训，因此他们更容易接受尚未经过验证的更多教育科技产品。在这种情况下，看似是技术在推动变革，但实际上是人在推动——而在教育和网络安全方面，赋能每一位教师和家长都至关重要。
许多家长认为孩子更擅长使用技术，从操作层面来看这或许属实。但由于代际差异和数字鸿沟，家长并未向孩子传授基本的数字公民素养，而这正是当今生活的一套必备技能，包括隐私管理、识别个人数据及其在网上的使用方式、如何应对网络欺凌者等。这份清单还可以列得更长。
如今，网络风险对儿童福祉的影响是否更大了？
必须全面地向儿童传授数字公民素养，因为网络风险——无论是网络欺凌、游戏成瘾还是网络诱骗——都是相互关联的。新冠疫情使儿童接触网络风险的可能性有所增加，但这未必是因果关系。网络风险的成因包括缺乏知识、缺乏自律以及数字使用失控。
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了网络欺凌的危害，表明网络欺凌可能导致更高比例的自杀念头。传统欺凌或许局限于校园，但网络欺凌却毫无界限。它会出现在孩子的卧室里，且发生在家长的保护之下。
我们让孩子置身于未经过滤、未经审查的数字世界，而我们无法时时刻刻陪伴在他们身边。因此，我们需要为他们配备一个“过滤器”。通过培养他们的数字公民素养，我们希望他们成为独立思考者，能够辨别风险并在网上做出正确的决定。这将为他们开启数字世界新视野奠定基础。
什么是DQ儿童准备工具包？
我们希望尽可能降低网络风险，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儿童的潜力，而DQ分数则反映了他们为上网做好准备的程度。在我们的平台DQWorld.net上，设有八个模块，涵盖八项关键数字技能，儿童每天学习一小时，为期八天。例如，儿童将通过基于研究的课程，了解屏幕使用时间，以及为何它不利于自身发展。
儿童可以自主学习，并获得一个DQ分数，该分数综合考量其网络行为、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这不是一项通过或不通过的测试，而是向家长告知孩子数字公民素养水平及接触网络风险可能性的一种方式。它也是家长与孩子展开交流的起点。这既是赋能孩子，也是赋能家长。
我们专门针对8至12岁的儿童，因为我们的研究表明，儿童平均在10岁左右获得第一部设备。这就好比还没学会开车就先拿到了驾照。
封锁期间屏幕使用时间不断增加，家长是否应该担心？
对于如今高度互联的家庭而言，限制屏幕使用时间并非易事。我们仅从娱乐用途的角度来界定屏幕使用时间，因为孩子们在学校每天至少有六个小时需要上网，而他们日常的娱乐用网时间也大约为六个小时。因此，他们基本上整天都在接触屏幕。研究表明，限制屏幕使用时间以及控制所观看内容的类型，与更好的心理和身体健康、学业成绩提高以及亲社会行为改善相关。
在DQ World，我们采取科学的方法。我们并非主张孩子不能上网，而是向他们讲解屏幕使用时间的含义，帮助他们计算使用时长，并告知他们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因此，DQ World就像一款心智锻炼工具，帮助家长引导孩子自我管理屏幕使用时间。
在《儿童网络安全指数》中名列前茅的国家做对了什么？
网络风险的模式在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下都非常相似，并且很可能受到网络业务、社交媒体和游戏全球化特性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全球性的衡量标准来保护儿童的网络安全。
例如，日本的网络风险低于美国或英国。其监管政策未必优于美国或英国，后两者均具备较强的儿童保护措施。但在分析数据时，我们发现最具保护作用的措施之一，实际上是不使用移动设备，而移动设备正是活跃于社交媒体和游戏的主要渠道。其他保护性因素包括生活环境、幸福感和家庭，但如果排除所有这些因素，[网络风险]的首要预测因素是在移动设备上高频率使用社交媒体。
家长教育是第二大保护性措施。但有意思的是，网络欺凌超出了家长的控制范围，而游戏成瘾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家长与孩子互动方式的影响。网络欺凌与学校教育（包括集体干预）以及社交媒体的使用关系更为密切。因此，如果你想最大限度地加以保护，就应推迟为孩子配备移动设备。
在新冠疫情一代儿童的数字化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我担心数字监控以及技术可能带来的其他负面影响，并担心在数字化儿童保护的匆忙推进中，儿童的权益会被忽视。这关乎数字时代的人权问题——我们正在为下一代树立规范，而我认为我们正在忽视自身的责任。我们必须将数字公民素养置于教育乃至更广泛领域的核心位置。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者和信息通信技术行业领袖要理解《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思考如何通过数字素养赋能儿童，并帮助他们以积极的方式使用技术。
DQ关乎批判性思维、辨别能力和智慧，以及对我们必须坚守的普世价值的理解。在这场危机之中，对于仓促推行未经验证的技术，我们务必保持谨慎。
我们希望技术符合伦理且以人为本，但我们是否有监管措施确保这些目标得以实现？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全球性的数据保护框架，尤其是针对儿童数据的保护框架。例如，教育科技数据是如何被使用的？这些问题堆积如山。在保护每一个孩子的同时，我们如何确保在世界走出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不作出妥协？我们如何协调各方主要利益相关者，并提出高效的解决方案来支持我们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