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尖锐地暴露了公私医疗采购体系的诸多不足。
这场危机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并在下一次紧急事件到来之前重塑这些体系。
以下是从意大利经验中总结出的3项教训，以及关于如何推进工作的建议。
新冠疫情危机凸显了改进呼吸机、个人防护装备（PPE）等关键物资采购治理的必要性。在这场紧急事件中，全球供应链遭到破坏——最初是由于中国的封锁，随后是由于所有受影响国家需求激增——各级政府机构和私营医疗服务提供者为维持其医疗服务供应而相互竞争。
在许多国家，即使在疫情发生之前很久，公共医疗预算就已承受压力，这促使公立和私立医疗服务提供者设法平衡不断增长的需求与现有资源。医疗器械、技术和药品的采购价格多年来一直高于普遍通胀水平，已成为此类政策的主要焦点，同时，医疗服务也普遍从医院急症护理转向更能应对非传染性疾病和慢性病的门诊服务。
新冠疫情对意大利公共卫生采购的挑战
基于与参与关键设备采购的主要公共卫生采购方的讨论，我们确定了给意大利公共医疗采购带来压力的三个主要问题。
1. 准备不足。尽管国家和地区层面都制定了疫情防控计划，但该体系并未做好应对需求激增的准备。个人防护装备等标准化产品在正常时期广泛可得，但在此次疫情中却成为瓶颈。通常的采购管理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会建议囤积物资，而意大利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储备。然而，正如美国的案例所示，即使是战略储备也并非解决之道，原因在于在相互竞争的需求之间分配物资存在问题，且长期维持此类体系的成本极高。合同补救措施也被证明是虚幻的，因为许多跨国公司发现，在国际供应冲击之下，根本无法履行其义务。在意大利，启动个人防护装备的国内生产花了近两个月时间。
2. 协调不足。与几乎所有国家医疗体系一样，意大利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实行多层级治理。在新冠疫情紧急状态下，地区政府不得不与意大利民防局共同协调物资采购。国家与地区层面之间缺乏协调，给采购、生产和配送体系带来了压力。政府机构、私营企业、捐赠方和当地医院都在同时试图下单。在此背景下，医疗物资的实际需求水平并不明确。
3. 采购集中化被设计为自上而下的成本削减举措，从而阻碍了公私合作。在公共采购中欺诈和贿赂风险被普遍认为较高的背景下，合法性和透明度往往优先于物有所值、创新或成效。采购规则和分散的监管体系助长了公共部门内部以及政府机构与供应商之间官僚式的循规蹈矩和互不信任的风气。因此，意大利政府失去了建立适当的制度和组织方式的机会，以鼓励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并促进战略性公共采购。以此次紧急情况为例，本可以购买综合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单件设备，以确保医院治疗的连续性。然而，经验的缺乏和填充仓库的紧迫性，使得卫生采购机构无法转向解决方案。此外，在一些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远程医疗等公私创新解决方案的缺位，本可证明对居家护理更为有效，而该类护理在该国部分地区仍然薄弱。
仓促形成的公私合作
在追求最低价格的过程中，采购机构更加依赖于中国和印度等特定地理区域的供应商。中国制造业停工后，部分采购机构转而选择欧洲本土制造商，而此前这些制造商被认为成本过高。私营和公共部门的许多利益相关方认为，对价格最小化的追求，尤其是对口罩和消毒液等标准化商品的追求，损害了国内市场。这些领域缺乏国内生物医药产业，也减缓了部分生产线的转产进程，例如个人防护装备的生产线，这些产线需要获得授权实验室的适当验证和核查，而意大利和整个欧洲都缺乏此类实验室。在紧急状态下，“仓促形成的”合作关系大量涌现。这些合作不仅对于确保疫情中的韧性至关重要；它们还能为建立协作与信任铺平道路，从而推动公共采购朝着更具战略性的方向发展，并在更大范围内发展伙伴关系。
对政策制定者的建议
关于公共采购的叙述应当从合规性和防止“浪费”，转向信任并赋能公共管理者。公共采购方已经证明，他们能够通过愿意承担风险和责任，去寻找并尝试新的解决方案，以应对严峻的市场条件。
尽管新冠疫情具有全球性影响，但我们正目睹各地紧急事件激增；在此背景下，政府机构应当能够（并愿意）鼓励企业提升其灾害管理能力，并选择那些能够更好保障业务连续性的供应商。这场疫情的余波可能是一个契机，可据此设计以韧性为导向的采购策略，包括：基于可靠供应商的遴选；建立在紧急情况下可启动的供应商组合；以及运用合同以实现灵活性和结果保障。
新冠疫情无疑揭示了公私合作的重要性和相关性。事实上，作为一种伙伴关系模式的采购，已受到公共部门运行框架和文化的挑战，而这些框架和文化阻碍了组织间关系和信任的发展。
政策制定者应当思考：如果在疫情爆发之前已与市场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那么哪些采购领域受影响会更小。这需要比较基于不同合作程度的合同协议所提供的灵活性、响应速度和业务连续性。要共同设计和部署合作，不仅需要新的管理能力，以推动采购从合规视角转向风险管理视角，还需要一种新的采购战略方法——即公共部门作为成熟的买方行事，并利用采购实现业务韧性、创新和本国生产能力建设等政策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