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到“我们”:新冠疫情催生创业新模式

We may be physically distant, but technology is bringing us closer together
We may be physically distant, but technology is bringing us closer togetherImage: Gabriel Benois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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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创业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 协作与合作在这一努力中被证明至关重要。

  • 我们应当抓住这一机遇,在个体企业与集体利益之间实现和谐。

新冠疫情挑战了我们生存的本质。对过去90天内谷歌搜索“社交距离”一词的分析显示,这一在2月底之前在网上几乎没有任何关注度的词语,到3月第三周已跃居热搜榜首。如今,为了生存,我们被要求与同类保持社交距离。这触及了人类历史以及作为一个物种的生活方式的核心,因为社会互动、集体构建发展为国家和文明的社会,以及为“集体目标”而生活,正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

21世纪见证了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空前兴起。在社会政治领域,对个人表达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数字时代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创造了使个人能够大规模做出贡献的平台。商业模式、政治改革乃至社会变革,其设计都以个人为体验与结果的中心。

但它也前所未有地为个人与他人合作打开了机会。它极大地推动了融合、协作与共创。它让我们意识到,众人可以如同一人般行动,而且我们能够轻松快捷地做到这一点。当下,我们面对着一种具有挑战性的病毒,它已撼动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战胜它,我们需要在社会和全球层面上的创业精神,为集体目标而协同合作。

所有创业者从本质上讲都是解决问题的人。他们将产品或服务推向市场,以满足某种需求或填补某个空白。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创业精神发挥了主导作用,例如开发接触者追踪应用程序、将工厂改造用于生产呼吸机和个人防护装备、搭建临时医院,以及加速疫苗研发等,仅举几例。但我们是否需要一场病毒,才能促使企业与社会公益之间实现和谐?毕竟,拥有集体目标是人之常情。在新的社交距离常态下,人们已经学会利用协作式数字平台工作、锻炼、学习、举办婚礼、参加葬礼、拍摄电影、举办音乐会,以及做更多事情。因此,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应当以集体目标开展工作,而在于我们应当如何去做。

几十年来,个体企业一直在勇往直前,在许多情况下却付出了社会代价。利润往往比生活质量更具话语权。某些商业模式对地球及其自然系统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便是一例。但或许这场疫情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调整创业精神本身用途的机会。我们现在可以探索一种创业式的生活方式,使企业在尊重市场力量的同时,帮助全球各地的社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或许是时候让个体企业与集体目标和谐共进了。

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框架和模式已经在我们身边,随着我们不断前行,无疑还会发现更多。例如,2008年,《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了企业如何利用用户的贡献拓展市场、产能和增长空间。我们已经拥有各种数字及非数字工具,使各行各业的人们能够以集体目标开展工作。

但要使这种新型创业模式扎根并成长,还需要系统性的干预措施。创业者受其可获得的融资条款影响,而如今这些条款中,与社会公益相关的标准往往所占比例极小。世界各国政府都已激励企业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开展创新,对于那些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也应当采取同样的做法。

如果政府能够制定政策框架,以建立共享价值的良性循环,那么所有创业活动都可以产生社会影响。如果我们能够为市场创造途径,使其以价格和偏好奖励那些与集体目标和谐共进的产品和服务,那么所有投资都可以产生社会影响。然而,大多数创业教育仍然以利润为导向,而在利润与集体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既不是一项被广泛传授的技能,也不是人们普遍追求的技能。这种平衡往往意味着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并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进行协调,而此类技能大多并未纳入创业教学体系之中。

系统性转变需要集体意愿,而这在全球各地的商界仍然十分稀缺。新冠疫情突然改变了这一局面,并为形成集体意愿创造了必要条件。人类正处于十字路口,我们现在所做的选择将决定后代及其生活方式。因此,必须思考如何构建本地和全球性的生态系统,以支持个体企业与集体目标和谐共进的模式。我们如何才能迈向一个创业精神与更大社会公益相协调的世界秩序?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学术界、媒体、创新者、慈善家和发展机构现在都必须携手合作,共同制定“以集体目标推动创业”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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