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疫情凸显了对科学的信任和全球合作的必要性。
一种新模式有助于促成更好的合作，汇聚科学人才与资源，共同应对危机。
新冠疫情理应成为一声集结号，号召各地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携手应对共同威胁。然而在实践中，抗击 COVID-19 的行动充斥着国家间的竞争和政治紧张局势。克服这些分歧、让科学家能够跨境合作，必须成为当务之急。如果我们找不到建立更有效全球科学伙伴关系的途径，就可能遭受此次及未来病毒暴发的冲击。但在一个日益分裂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建立这种信任与合作？
一系列挑战扰乱了建立协调一致、统一科学应对机制的努力。由于全球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大学和研究人员正难以开展跨境合作。阴谋论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和传播，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局势，并助长了危险的民族主义倾向。疫苗研发本身也已成为一场争夺商业主导地位的国家竞争。意识形态分歧压过了数据交流和研究伙伴关系的价值。尽管疫情发生后曾有人呼吁开展“科学外交”，但实际上这一理念鲜少受到关注。
在许多国家，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在国内层面有所动摇。正如面对一种新病原体时所预料的那样，科学界对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最佳方式，以及各项防止感染传播措施的有效性，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加剧了人们对科学家研究发现和建议可靠性的怀疑，而此时，对科学的支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尽管这种动荡局势可能让人觉得前所未有，但事实是，科学在过去经受住了许多政治危机。这并非多边主义遭遇挫折、地方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的首次情形。只要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正确教训，就能克服当前分歧，实现全球科学合作的愿景。
从包容性科学走向排他性科学
冷战期间，科学被武器化，研究人员成为策反或暗杀的重要目标。然而，即使在这个极度缺乏信任的时代，国际合作仍在环境研究等特定科学领域蓬勃发展。最显著的例子是1959 年签署的《南极条约》，签约方甚至包括苏联和美国这样的对立阵营。
冷战结束后，太空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合作蓬勃发展，国际空间站的建立便是例证。核聚变能源领域的变革性研究促成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项目。该项目目前由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欧盟和韩国组成核心伙伴关系，预算超过 200 亿美元。
这些科学合作领域的积极进展带来了广泛乐观情绪，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学生交流，尤其是在亚洲与北美之间，更具体地说，是中国与美国之间。《自然》最新发布的 2019—2020 年研究合作指数显示了此类伙伴关系的规模。
然而，这种团队合作受到机构、企业和政治利益相互竞争的威胁。一些学生觉得自己被当作过度劳累的劳动力，为精英大学的研究产出推波助澜。另一方面，一些政府和机构担心，其知识产权可能因海外商业和国防利益而受到损害。要扭转当前相互信任的侵蚀，唯一的出路是明确研究合作规则并遵守这些规则。
迈向全球协议
导致科学合作信任缺失的许多担忧，或可通过一项新的科学合作公约加以解决。一种做法是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的框架下制定公约；该组织已经拥有种类广泛的公约。
另一种或许更合适的做法，是通过一个由科学家主导的组织来制定这项公约。这样便能明确将其与任何政治议题或讨论区分开来。最有可能的候选组织是国际科学理事会。该理事会由 40 个国际科学联盟和协会，以及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科学组织组成，其中包括科学院和研究理事会。
此类协议需要涵盖六个关键要点：
1. 研究诚信。我们需要制定统一规范，要求研究人员披露潜在利益冲突，并明确说明研究期间为私营或公共机构提供咨询工作的情况。
2. 为国际学生进入大学和研究机构制定以择优为基础的录取标准。如果要实行旨在促进平等的行动配额或其他国家优先事项，应在签署方的协议条款中明确说明。
3. 在关键领域建立预防重大威胁的科学机制。此类多边合作可立即聚焦于为全球病毒组计划
4. 设立危机研究合作基金，用于应对疫情、重大地震或火山事件以及气候灾害等全球灾难。应制定快速响应科学研究的合作规范和质量控制标准。
5. 制定科学传播准则，以应对社交媒体上围绕特定研究发现及其适用性的全球性错误信息。
6. 制定评估合作成效的指标和规程，确保合作者互惠互利，并避免被指称收益分配不均。
我们都知道，科学所能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有限的，尤其是在困境之中。然而，毋庸置疑，科学技术在这场疫情期间增强了所有人类社会的韧性，使其能够跨越国界。
国家间的双边科学协议早已十分成熟。如今，我们需要的是一项科学合作多边协议。如果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携手应对最紧迫的问题，我们不仅能够遏制当前疫情，还能为所有人创造更加光明、繁荣的未来。
